“解困”经济，要用大战略、大思维
——专访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向松祚
本刊记者/李祥玉 刘强
“这是一个全球的困境，没有简单的答案。”
“当前，整个人类的经济体系出现了重大变化，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变化。”
“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人民币的名义汇率无需升值。”
“我们需要对中国经济有一个全景式的分析判断，去除目前政策中比较严重的部门化、碎片化的东西。”
“制定一个战略，需要集合全国相关专家的智慧，要找真正熟悉情况的专家去研究，要真正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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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经济何去何从，经济学家、企业家、一线改革者众说纷纭，开着各自的药方，有的药方乍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只要深入思考，就会看到实际上是头痛医痛、脚痛医脚，是瞎子摸象。如今，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我们不能再简单地“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当石头摸不着时，当水浑不见底时，我们就可能掉入深渊，不再有回头路可走。
在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困境时，在中国经济已经不可能自我循环时，在中国经济改革必须进入深水区，甚至涉及政治、文化、生态改革时，中国，需要有更宽的视野，更大的视角，更高的谋略！这是当本刊记者采访完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后，留下的最深印象。
中国经济出现“四大怪象”
记者：近来，您在多个场合提出中国进入“高货币化”时代； “货币信用自身内部循环、自我‘空转’的数量正越来越大；虚拟膨胀实体萎缩……”，能否请您谈谈，中国经济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按照以往理论解释不了的现象？
向松祚：我认为，总体来看，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至少四个难以用传统理论或主流理论解释的经济现象。
第一，从增长速度和总量上看，货币金融体系的所有指标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的指标，即虚拟经济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
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选取货币金融领域里的“十大指标”和实体经济领域里“五大指标”(如：军事GDP的增速、企业利润的增速、财政收入的增速、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失业率等)来分析，都可以看到以上现象。
这些都很难用传统理论来解释。例如，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模型把经济体系分成货币市场和商品服务市场，理论上讲经济将会达到动态平衡。不过，目前全球货币金融领域过度膨胀，脱离了实体经济，全球经济并没有达到动态的平衡。中国经济也是一样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也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企业都是‘去实就虚’。”这一现象确实需要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
第二，在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中，货币政策宽松的同时民间融资仍很困难、利率也很高。
例如，我们持续不断地增加货币供应量，国内的货币政策也比较宽松，但是民间的融资或者说真正的市场化融资却很困难，其利率也非常高。
按照传统理论来讲，当一国的货币政策相当宽松时，社会整体的利率水平应该是下降的。不过，客观上看，目前国内的利率水平不仅没有下降，还在上升，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民间高利贷，其利率都很高。
第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的效果在大幅度下降。
过去，我们一般通过放松银根、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效果比较明显。现在，至少从边际效果上来看，这些刺激政策的效果是在大幅度下降的。目前，国内决策层的领导也认识到这个问题。
从全球范围来看，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货币政策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宽松，西方很多国家都是负利率，如丹麦、荷兰、瑞士等，而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目前仍然在考虑是否实行负利率。
虽然负利率意味着对存款征税，各国央行也希望通过负利率迫使金融机构去放贷，但是效果很不理想。我们用传统经济理论根本解释不了这一现象，不管是凯恩斯的理论、弗里德曼的理论，都是基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有效的这一前提假设。
第四，出现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怪象。
按照正常的货币理论来分析，如果一国国内货币高速扩张的话，其应该是贬值的。例如，美联储刚开始实行量化宽松的时候，美元是在贬值的；日本实行“安倍经济学”，日元也贬值了20%。而在中国，人民币在扩张的过程中却在不断升值。
通过分析以上 “四个怪象”，我认为，当前，整个人类的经济体系出现了重大变化，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变化。
按照传统经济理论来分析，凯恩斯认为，如果货币政策不管用，那么起码财政政策时管用的；而弗里德曼则认为，如果财政政策不管用，货币政策起码是管用的。现在，这些管用的政策在效果在已经在大打折扣，甚至在某些国家中完全不管用了。
这是一个全球的困境，没有简单的答案。
记者：刚才您谈到经济发展中的“四大怪象”，那么出现这些怪象的原因是什么？
向松祚：我认为，首先是国际的影响。
从国内来看，中国早已不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从某些指标上来看，如进出口量占GDP的比重、外汇储备等，中国的开放程度比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国家都高。同时，在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上，虽然我们比不上美国和欧元区，但是已经接近或者超过日本了。
可以说，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划时代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有极大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出现以上谈的“四大怪象”中，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这也是其他问题的总根源。
从逻辑上讲，之所以出现这种背离，是全球的货币体系出现了问题。这必然会影响到中国，导致国内的货币政策要么主动犯错，要么别无选择地被动犯错。
从国内来看，全球极具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中国积累庞大外汇储备的一个核心原因。从数据来看，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有3.44万亿美元，折合为人民币早已超过了20万亿元，这还只是反映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如果考虑到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效应，这一数值会大很多。这也是导致我国M2创纪录的一个因素。
其次是人民币的升值。
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人民币的名义汇率无需升值。不过，当前的人民币仍然是名义汇率上的升值。同时，人们还形成了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大。
2005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谈到：中国不要“玩弄”汇率，“玩弄”汇率的一个核心结果就是中国经济的泡沫化。
所以说，一旦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形成，那么无风险的套利资金就会流进国内，更重要的是，国内的资产价格就会出现预期的急剧翻转。例如，股票、房地产、玉石、古玩、蔬菜、家具、字画等都被爆炒过，而房地产目前还在上涨。这是一个极大的麻烦。
最后是国内应对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用药过猛”。
现在来看，当年的应对政策带来的负面后果是比较严重的。这从各种指标都可以看出来。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背离之后，必然会造成相当一部分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的“空转”。
中国亟需金融大战略思维
记者：针对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国内经济出现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向松祚：首先我们来看人民币的升值，由于我们控制不了国际货币体系，中国政府由此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其实，美中之间的汇率问题，不仅是美国政府为了迎合选民的选择，而是有很深的政治考量的，并且是“算过账”的。
我们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通过几轮量化宽松政策后使得经济逐步有了起色，其推动力量就是出口，特别是制造业的出口，并由此带动了商业、设备投资的增长。究其原因，就是美元的贬值。从2001年开始美元一直处于贬值的通道，如果我们用贸易加权来测算美元，至今美元的贬值幅度已接近40%，2008年以后的贬值幅度就接近20%。
另外，在全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时，相对来说，这些政策在美国的效果是最强的。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掌控着货币金融体系，或者说美国对全球货币体系有较强控制权。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一个深入的层面、宏大视野的角度去看清楚，并且会发现短期的办法可以进行修补、调整，但是核心的问题仍然解决不了。
从国内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处于一个两难的困境。
当然，我们现在“摸着石头过河”也是不行的。如果我们看不清河，水太深、没有走过，就会出大问题。
现在来看，要解决上面的两难困境，中国需要大金融战略，去争夺金融战略制高点。在大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有长远的考虑，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要有内部和外部的战略、长期和短期的战略、实体和金融的战略、国家和民间的战略。这需要我们系统地思考、很好地协调。
从金融、货币的角度看，我们需要实行开放的战略，别的是没有出路的。要实行这一战略，我们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二是投资的国际化，包括国有企业和民间；三是国内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我认为，要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功夫是在“内”而不是在“外”。依靠离岸市场根本实现不了人民币的国际化。当然，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那么国内金融市场就必须开放，包括资本账户的开放、利率汇率的市场化。
不过，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国内实体经济方面的政策缺乏一个真正的战略。比如：城镇化怎么弄？产业升级换代、结构调整，往哪儿升？抓手在哪？
同时，要解决货币“空转”、去实向虚、虚拟经济膨胀、资产价格泡沫，需要内外结合的战略，需要长期的战略，短期的办法根本没有效果。
以制造业来说，企业家之所以愿意去炒作而不干实业，就是因为实体经济赚不到钱。例如，联想集团[微博]进入房地产行业，就是因为房地产的利润比卖电脑的利润多很多。
那么，制造业应该怎样才能赚到钱呢？其必须要有核心技术、品牌、创新以及独特的商业模式。例如，在美国，许多科技公司都很赚钱，如苹果、亚马逊[微博]、英特尔[微博]、微软[微博]等。特别是苹果公司，每年至少赚200多亿美元，账上资金有1500亿美元，而我们国内为苹果代工的7家工厂每年总利润才5亿美元。
占领实体经济的制高点
记者：刚才您谈到实体经济需要一个真正的战略，这个战略应该是怎样的？
向松祚：我刚才谈到产业升级换代，那么“抓手”应该在哪里呢？其实，在中国，我们可以选取几个行业甚至一个行业来作为国家的战略，如太阳能、清洁能源等行业，调动国家、企业的积极性。如果能有一个行业走在所有国家前面，有了这一个“抓手”，那么国内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例如，如果国内清洁能源的问题解决了，那么环境污染问题、某些外交问题就都解决了，在国际问题上我们就能占据很大的主动性。
在企业创新上，我们不得不谈谈美国的创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研发经费至少有60%来自国防部，国防部通过订货使得各大公司都可以参与竞争。另外，20世纪60年代，美国军队就已经有了互联网技术，直到80年代才开始商业化。后来，通过互联网技术，美国掌握了全球70%以上的信息，使得美国一下子占领了全球制造业的制高点。
当前，中国的经济是一种“虚胖”，必须要治本才能有出路。如果国家没有一个总体战略、长远政策的话，经济发展是有问题的。当前，国家要做的就是去引导企业的行为。
我们需要对中国的经济有一个全景式的分析判断，去除目前政策中比较严重的部门化、碎片化的东西。制定一个战略，需要集合全国所有相关专家的智慧，要找真正熟悉情况的专家去研究，要真正接“地气”。（文章为《金融博览·财富》独家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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