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人民币汇率进入均衡区间，中国经济正步入对外开放的转型期。这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利用外资的方式正处于调整期，利用外资的结构、质量和水平均出现了变化；另一方面则指向，中国企业与政府是时候审视过往“走出去”的经验，并及时调整未来对外投资的策略了。

2012年可称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丰收之年。据商务部的统计，2012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44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72.2亿美元，同比增长28.6%。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1月3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总金额达历史新高——从2011年的424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652亿美元，上升幅度达54%。该机构并预计，这种增长趋势在2013年仍将保持强劲势头并再创新高。

事实上，从最近几年国际市场所热议的并购案看，中国企业的身影越来越多的出现。2010年，中国吉利汽车“蛇吞象”并购瑞典沃尔沃，被传为业内佳话；2012年则有三一重工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以及中海油并购加拿大油气公司尼克森。尤其是后者，在2005年并购美国优尼科失败后，中海油终以151亿美元将尼克森收入旗下，成就了中国企业海外最大宗收购案，也成为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标志性事件。

由于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市场，类似的并购案层出不穷。总结起来，成功者璀璨，交的学费也不少。梳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失败的案例，中钢、中信泰富在西澳，武钢在巴西，这些央企的一掷千金也须引起警诫。2008年，中国中钢百亿元敌意收购澳大利亚中西部铁矿公司（Midwest），但事后发现，该公司上次转手时才5000万元，中钢当了个冤大头；中信泰富则在西澳的铁矿石项目上深陷泥潭，面临着投产就亏损的局面；武钢在巴西投资50亿美元建厂，最终也不了了之。

综观这些或成功或失败的案例，我们需要从纷繁的表象中寻找到一些规律。目前来看，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民营企业的表现往往优于国企。在“走出去”时，民企的考量更为谨慎，也更加有目的，反观国企，则多给人以“暴发户”印象，学费交了不少。这其中既有行业的因素，国企在并购时多在能源、资源领域，短期内难以产生效益，即使国际巨头的并购，也多以失败告终——比如全球第二大矿力拓日前对两桩并购案宣布减记，导致前CEO艾博年辞职；另一方面，国企自身的治理问题也是导致低效对外并购的重要原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重组，国有企业的治理与效率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不少国企还没有真正解决“谁投资、谁负责”的问题，更由于可以动用低廉的信贷资源（这其中包含了中国政府的鼓励意愿），这才在对外并购时往往不惜血本，开出不必要的高溢价。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二重问题是目标不明。目前中国企业大量地投资海外资源，作为追求未来高回报的手段无可厚非，但预期通过海外投资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保障廉价而稳定的资源供应，则并不现实。相反，一些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获得先进的管理与技术，帮助国内企业产业升级，这样的形式应该得到鼓励。中国经济目前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很多低成本、低技术的产业陷入困境，只有通过不断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保持中国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

除此之外，中国企业集中“走出去”，容易引起东道国民众与当局的不安。比如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因政治原因受阻；而在并购尼克森时，也在审核方面一波三折，最终才艰难通过。同样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在华为与中兴身上看见。从华为的事例看，即使身为民企，过于紧密的政商关系也容易遭致来自东道国政治方面的敌意。

由此观之，中国企业“走出去”时应当更具有选择性，目标更清晰，并购方案也需要更加审慎。尤其在国企海外投资时，中国政府需要谨慎从事，因国企海外投资的战绩实在欠佳。总的看来，中国企业还将继续大规模对外投资，就像上世纪80至90年代的日本企业那样。但要牢牢记住，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多功亏一篑，这需要成为中国的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