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道德权威的再平衡，原因是西方的道德优越感在消退。它们所吹捧的优越的道德体系已然坍塌。发展中国家为何还应盲目仿效这一模式？还记得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西方领导人占据的道德高地吗？当香港政府在1998年8月干预股市，以抵御那些决心摧毁港元的西方投行以及对冲基金时，香港受到了猛烈的抨击。

　　然而仅一个月后，美国政府就展开市场干预，以挽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事实证明，此举是过去一年西方对金融机构进行纾困的先兆。西方不准香港政府挽救其市民，然而美国却可以凭借双重标准，挽救美国的企业。

　　西方道德权威的衰落还在于，按照目前的结构，投行业务存在很多固有的利益冲突。西方对此熟视无睹。发展中经济体能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因为富国规定着游戏规则，这成为它们行为不端的许可证。

　　西方的道德优越感还通过其意识形态表现出来。中国被关在八国集团(G8)大门之外，大概是因为中国缺乏西方式的民主。如今，一些美国人支持只包括美国和中国的两国集团(G2)。如果重点转向由G2做出决策，那么民主会怎样呢？西方面对一个道德两难。

　　那么，哪个地区现在会占据道德高地呢？当然不是东方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的社会制度不够健全。鉴于西方的道德衰落，双方现在处于同等地位。西方国家必须停止说教。

　　第二个再平衡与全球经济事务的决策有关。鉴于西方道德权威部分丧失，它们不能再占据主导地位。东方的发展中国家几个世纪以来首次拥有了一些发言权。全球经济实力将更为分散。体现这一崭新现实的事实是，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投票权进行了小幅调整。

　　1800年之前，东方在经济上主导着全球，中国和印度加在一起，占据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半壁河山。接着，西方飞速超越。全球从未经历过东西方实力相对平衡的时刻。随着全球影响力跟随财富积累，这种时刻即将来临。

　　第三个再平衡是经济重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日本之前的崛起不足以实现这点。中国的规模和增长势头最终改变了这一平衡。此次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转变，因为中国的表现相对优于其它国家。中国受到的冲击较小，政府的反应也比较果断。如今，中国是美国政府债务的最大持有国；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中国经济在全球排名第三；中国的出口超过除德国以外的所有国家；还有，在全球规模最大的5家银行中，有3家为 中国银行。尽管21世纪可能不属于亚洲，但它将以太平洋为中心。

　　第四个再平衡是摆脱完全依赖美元作为全球贸易货币的模式。未来几十年，美元仍将是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储备货币。然而，美国在金融方面明显的不负责任，让很多投资者感到担忧。因此，某些交易将越来越多地采用双边货币。假以时日，一些国家将持有更多人民币，使人民币更像是一种储备货币。

　　最后一个调整几乎没有得到承认——多数发达经济体（除美国以外）将从寻求越来越高的经济增长，转向努力保持增长。此次危机表明，盲目的追求增长是危险之举。对于许多富国而言，也是不现实的。以日本为例，到2025年，日本的人口将从1.27亿降至1.20亿。欧盟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鉴于人口减少，仅仅是保持GDP就已经是一项成就了。只要不出现大规模移民（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增长就只能来自科技突破和监管放松。再看看日本吧，该国已经是科技突破的全球领袖了，但还可以在放松监管方面做出更多努力，例如推行房地产改革。但即便如此，也不足以维持整体增长。经济体应不断扩张这个观念，是二战后时期遗留下来的。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典范来评估我们的经济。

　　大体而言，这五种转变是可取的。它们带来了一个更平衡且更稳定的世界。西方必须适应新的全球现实，它们将不再像过去那样占据主导地位。接下来，我们应该一起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能让这个新的全球秩序更好、更安全？

　　本文作者是香港恒隆地产(Hang Lung Properties)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