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联效应最强的城镇化，无疑将扮演核心角色。加快发展城镇化既是经济结构均衡的需要，也是中国在未来经济增长的来源 ]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新“四化”的说法由此而来。

十八大报告还明确了新“四化”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2020年，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

事实上，新“四化”每一单独项都是过去中央政府努力实施、着力推进的计划，而今年两会，有关城镇化、信息化等议题，普遍受到代表、委员们的关注。就在昨日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表示，国家发改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中国城镇化发展规划，如果顺利的话，今年上半年有可能出台。

下一步新“四化”究竟应该怎么走？它们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未来要实现新“四化”目标，它的难点又在哪里？

以人为本新“四化”

世界上众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演化，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其博士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中提到，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首先必须实现工业化。

而在过去三十年，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迅速推进，在中国经济取得很大成就同时，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呈现的却是不均衡发展的态势。“‘四化’单独来说并不是创新，而是‘新’在同步协调、均衡发展。”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成贵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以城镇化为例，尽管城镇化在改革开放后取得长足进展，但户籍制度的限制却使得农民工并未实现真正的市民化，享受与其所在地居民均等的社会公共服务。

此外，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对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吸引，使得农村因缺乏劳动力而日益衰落。这也使得农村可耕种土地面积逐年减少、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滞后。而就在“谁来种地”曾招来一度热议之时，与工业化紧密相连的信息化，亦受制于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那么新“四化”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认为，四者融合集成、相辅相成。

除去城镇化人口，中国仍有6.4亿的农业人口，毫无疑问这需要依靠工业化来进一步消化；而传统工业又需要依靠信息化来提高效率；城镇也需要合理容纳参与工业化的大量农村人口，让农民工变成市民；农业产出也必须从“强调数量、解决温饱”转向“强调质量、满足品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四化又有了新的内涵。工业化突出节能环保，信息化突出智慧城市，农业现代化追求食品更安全，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核心将是“人”的城镇化，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造福百姓、富裕农民。

易鹏补充道，新“四化”从“以物为主”转变为“以人为本”，“人”是新“四化”的最终着眼点。

核心是“城镇化”

不论是中央十八大报告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包括“十二五”规划，决策层多次释放的城镇化信号，无疑表明城镇化已经被中央赋予重要地位。其背后的必然逻辑是，经济结构的深层矛盾突出，而城镇化则扮演着通过扩大内需、调整结构的角色，开始成为经济长期发展最大的红利。

民建中央在今年的提案中指出，要把城镇化这一内需“最大潜力”与改革“最大红利”有机结合起来。

“新‘四化’就意味着要对失衡的部分进行加强，强调同步发展。否则经济就缺乏持续增长的动力。”李成贵说，其中，关联效应最强的城镇化，无疑将扮演核心角色。加快发展城镇化既是经济结构均衡的需要，也是中国在未来经济增长的来源。

李成贵进一步解释称，民盟中央名誉主席费孝通最早提出“小城镇大问题”，随后演变成“小城镇大文章”，直到1998年被提升到“小城镇大战略”。小城镇在提高城镇化水平，以及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着巨大的能量。

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安徽省第十二届副主委李爱青在其议案中指出，城镇化代表现代化文明发展总体趋势，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城镇是城镇化的载体，但是城镇化道路到底是以大城市为主，还是以中等城市或小城镇为主，历来存有分歧。

上个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国家开始有意识地鼓励发展小城镇。在1982年全国城市规划会议上也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小城镇。随后1998年“小城镇”被提升到“大战略”的高度。十六大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11年6月，国务院颁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该战略作出更加全面系统的诠释：构建“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镇化战略格局。

李成贵解释为，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四级新兴的城镇体系，应该根据地域经济发展情况，各得其所。

不过，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认为，所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不等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同步发展或平行发展。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应该优先发展大城市，同时依托大城市，特别是“两横三纵”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民建中央也在提案中表明，既要“做多”城市群，也要发展一批布局合理、功能完善、有吸引力的中小城市，改变城市体系“头重脚轻”态势，减缓特大城市人口膨胀压力和“大城市病”。

蔡继明补充道：“所谓的环境污染和交通堵塞的大城市病，并不是大城市本身不可避免的，而是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费、高浪费经济发展模式迟迟没有改变。”

城镇化难题待解

2013年，迎来的是以城镇化为主导目标的“十二五”规划期中大考。同时与之相对应的是城乡一体化，通过对公共资源的有效分配，通过城镇化来实现城乡共同发展。而在城镇化背后潜藏的则是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农业现代化等深水领域的改革攻坚。

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如果农民工的权利和幸福得不到保证，那再快的城镇化也只是数字上的繁荣。而十八大报告则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公共服务对常住人口全覆盖。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5亿人。蔡继明说，这其中至少有2亿人被城镇化，没有享受与城市居民均等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公共服务，学术界将其称为“半城市化”。

1月31日公布的一号文件则要求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把推进人口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作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文件要求，加快改革户籍制度，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民建中央提案也指出，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剥离户籍制度的福利分配功能，恢复户籍本身的管理功能，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城乡一体化。

在如何推进农民市民化的问题上，李爱青称需要分层分批解决。“由于富余农民的基数太大，短期内城镇全部容纳并不现实。”李爱青说。

李爱青认为，技能型农民工、私营企业主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可优先转化，对于城市边缘区和郊区的失地农民以及“城中村”农民尽快转化，在城市近郊区务农的农民和返乡回流的农民工则应该加速推进。

此外，新型城镇化的推进，现行土地制度也存在着阻碍。

“由于体制性障碍未消除，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仍沿用摊大饼的方式。土地产权制度缺陷使获取土地差价成为各级政府推进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导致政府偏离提供公共品的职能定位，成为‘城市经营者’，财政也偏离公共财政的方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

李成贵对此表示认同，如果地方政府主导为了政绩，人为地强制城镇化，那么这样的城镇化肯定会带来很多问题。

“城镇化的核心是如何利用土地资源，尤其是盘活农村的土地资源，最重要的是要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财产权利。一方面，让农民参与土地的开发利用，提高补偿标准让其获得更大的土地增值收益；另一方面缩小征地范围，扩大流转范围。”李成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