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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加德:全球金融部门改革任重道远

《职业经理人周刊》

  立竿见影的变革之所以没有出现既是因为改革的执行在一些方面被有意或无意地拖延了,也是因为一些改革正在遭遇抵制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总裁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微博]

  如果我们希望通过强化全球金融部门使其在未来获得真正的安全,那么我们就必须以“全球主义者”的方式来行动。作为政策制定者,我们必须通过推动今天的改革来构建未来所需要的金融体系。

  全球经济与金融展望

  全球经济复苏已遭遇了新的挫折,经济增长率令人失望。欧元区的总产出正在缩水,而且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已经减速。IMF预测2012年和2013年的全球增长率将分别为3.3%和3.6%,但发达经济体在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将分别只有1.3%和1.5%。

  目前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脆弱的金融体系、财政整顿(削减赤字和减少债务累积的措施)、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以及政策的不确定性却在拖累经济增长。

  欧元区危机的进一步升级和迫在眉睫的美国“财政悬崖”构成了主要的下行风险,也构成了政策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于两周前在东京举行的“2012世界银行[微博]——IMF年会”上会晤了多位政策制定者。尽管研讨是复杂的,但我们还是明确地承诺将立即采取行动以减小这种不确定性,并承诺在明年春天公开评估行动的效果。

  在很多国家,银行体系依然是脆弱的。这使很多借款人仍面对着非常严格的借款条件,从而形成了信贷紧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恶性循环。

  在欧洲,跨境私人资本流动的收缩推高了外围区域所有借款人的融资成本,而其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则殃及整个大陆。

  因此,我拥护欧元区的领导人上周所作出的在2012年底前建立统一监管机制的法律框架,并订立国家清偿方案和存款保险框架等有关条款的呼吁。我们期待着有关这个新监管机构监管范围的更多细节,以及更多关于银行业直接资本重组的新消息。但就目前来看,作为危机源头的金融部门正在全球经济的关键环节上制约着经济的复苏。考虑到过去六年举步维艰的经济状况以及为此所付出的人力成本,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地阻止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通往金融理想国之路:用美好的愿望铺就

  现在来谈谈金融部门的改革。这五年来我们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建立一个更安全的金融体系呢?

  自2008年开始,后又经过2010年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宣言》的补充完善,急需建立一个更安全的金融体系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而且这个体系应该更透明、杠杆率更低、资本更充足且更具流动性。我们需要深入了解非银行金融部门,以及如何解决机构“大而不倒”的问题。

  这个体系应该可以减小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并能减轻危机带给纳税人的负担。它应该可以更好地为企业和家庭服务,而非只为自身服务。五年之后,我们的进展如何呢?好消息是:自2008年的二十国集团《华盛顿宣言》以来,监管改革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最大的进步是巴塞尔协议Ⅲ中关于银行资本和流动性的新要求,这些要求为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了更高的标准。IMF近期的研究显示,诸如巴塞尔协议Ⅲ所要求的这类更高的资本缓冲要求,有助于提高经济的增速,并降低经济的波动性。

  在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引领下,我们在开发银行清偿能力新标准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并就优化最大型金融机构监管的问题达成了进一步的共识。

  另外,各国还就降低场外衍生品市场风险作出了承诺。各监管机构就银行的偿付行为和优化银行治理也达成了共识。

  通过G20、FSB和IMF的通力合作,推动改革进程的合力已经形成。我们坚定地支持这一改革,并积极参与了关于改革的设计、执行及其影响方面的一系列讨论。

  在研究“大局风险”的识别和控制方法上,IMF也发挥着核心作用。这种方法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宏观审慎政策。这类关系到整个体系的风险涉及经济周期、市场结构和单个机构等方面。加拿大在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抑制家庭债务累积方面很有经验,比如降低债务保障倍率和增加新按揭贷款首付等。

  所有这些新的改革囊括了迄今为止有助于我们塑造未来金融体系的全部工具。我们塑造金融体系的目的是使我们不再为金融体系的崩溃而付出代价。正如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所说“我们打造工具,工具又反过来塑造我们”。

  问题是这些新的规则和准则贯彻的情况如何?它们有效吗?

  IMF最近评估了改革的进程。我们了解到,改革正朝着正确的方向推进,但它们尚未打造出一个更安全的金融体系。

  由于基础性的变革需要时间,所以我们发现危机前那种不完善的基础结构依然存在。金融体系仍然过度复杂,国内银行间强大的交叉关联性仍然导致银行资产的高度集中,一些机构仍然过度依赖批量资金,很多机构也仍然因为太重要而不能倒闭。

  是什么制约了进一步的改革呢?

  在一定程度上,立竿见影的变革之所以没有出现既是因为改革的执行在一些方面被有意或无意地拖延了,也是因为一些改革正在遭遇抵制。

  首先,一些金融体系仍在与危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无暇执行改革。此外,巴塞尔协议Ⅲ这样的改革需要一个宽松的时间表,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复苏。

  其次,很多既得利益集团正在抵制改革,而且是强烈地反对。有趣的是,一些银行一边抱怨新监管规则带来沉重负担,另一边又花费数百万美元来游说以阻止这些规则的实施。我同意马克·卡尼行长的观点,对于成本的无端忧虑,是改革不能充分发挥效力的原因。

  基金组织的团队最近研究了监管改革的成本。结果显示,长期来看,美国借贷成本的上升幅度大约为0.25%,而在其他地方则更低。

  我们已经在危机中挣扎了6年,目前全球有超过2亿人失业。一些测算显示,美国和欧洲的GDP比其正常水平低了10%~15%。我坚定地认为对改革的投入是值得的。

  如果这些改革得到执行,它们最终将带来一个更稳定的体系。但政治上的周期和拖延的压力影响了政策推进的势头。

  未完的改革进程:依旧任重道远

  下面我要谈谈第三个问题,即未完的改革进程。多数国家已经承诺将全部或部分地采纳新的监管规则,一些国家甚至在本国政策上走得更远。

  现在的挑战是如何将改革进行到底。FSB、IMF和加拿大等成员国需要推动改革直到它最终发挥效力。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首先,在破解“大而不倒”的难题上,我们必须取得实质性进展。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讨论直接限制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利弊得失。比如,美国的“沃尔克规则”、英国的“维克尔委员会倡议”、关于欧洲银行体系的“Liikannen报告”等,它们都具有超越各自所在地区的重要影响力,只不过现在我们更需要一个全球化的视角罢了。

  其次,我们还需要在大型金融机构的复苏和清偿计划,特别是跨国清偿上取得更大的进步。为了救助陷入危机的机构,IMF等国际组织正在开发工具对金融机构进行救助,但我们还需要进行国际范围内的合规检查和评估。

  影子银行仍然是一个问题。这是指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监管范围之外的经营。FSB正在调查这类问题,而我们期待在后续工作中与其密切合作。

  在其他方面,现阶段的关键工作是执行:执行对衍生品市场的改革,使之真正成为“柜台市场”,而非“柜台下的市场”;执行FSB的偿付准则;更重要的是,执行巴塞尔委员会的有效银行监管准则。如果不被执行,并且不被密切监督,那么再好的规则也没有用。

  全球进程需要团结的行动和强有力的领导

  只有在机构和市场强有力的支持下,强劲的复苏才可以持续。我们决不应该忘记改革的最终目标:用一个安全的金融体系来支持经济可持续的增长。除此以外没有其他选择,危机的成本要远高于建立一个更稳定体系的成本。

  建立一个安全、稳定的金融体系符合全世界的最高利益,也有利于各国自己的利益。■

  本文系作者2012年10月25日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演讲,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张鹏译

来源:中国金融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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