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推崇中国模式的林毅夫最近动作不断，6月份从世行卸任回国首次亮相就抛出了引发巨大争议的论点，他说未来20年，中国仍有潜力实现每年8%左右的经济增长。近日由推出新著《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称其为自己在世界银行工作四年的“毕业论文”。

    在这本书中，林毅夫提出，既要“超越凯恩斯主义”，也不追随“华盛顿共识”，而应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作者旨在建立第三代发展经济学，以帮助世界各国找到通往繁荣富强的“秘方”。颇有为中国人争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雄心。林毅夫的“非正统思维”得到了外国学者的肯定。

    对于如何将他的思想转化为实际政策，林毅夫提出了“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框架提出了六个步骤。

    但不难看出，这个框架更像是对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总结，他建议各国建设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政府为辅助的“二元系统”，其中，政府识别什么是符合该国要素禀赋所决定的具有最大相对优势的产业，并通过解决协调性、外部性问题、支持基础性研究以至于各类项目投资与基建投资等，来支持发展这类产业，以求推动经济转型。在此基础上，每个国家应寻求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政策，政府刺激可以作为一种手段推动有效投资，即提高生产力的投资，或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投资空间。

    他强调，中国经济未来20年能够保持8%增长“潜力”，而这一潜力的实现离不开投资。简言之，政府可以对比较优势进行动态规划，追求经济快速增长。

    从理论上讲，林毅夫为政府假设了过分强大、过分理想化的角色。政府及其代理人拥有自身的利益考量，如果不存在一种制度安排让政府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民众的一致代理人，政府可能会实施并不一定最有利于民众福利、却最有利于政府及其代理人自身利益的政策。

    即使我们假设政府是中性的，林毅夫仍然赋予了政府过强的能力要求。哪个产业是应该发展的？这并不是事先由具有无限知识的政府来决策的，而是由无数微渺的个体、企业在为自身福利而不计血汗代价的冒险犯难、拼死努力中来决定的。

    更为根本的是，“政府刺激投资”方案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是不合时宜的。在实践中，政府对选定行业的扶持往往造成大量的浪费，也是很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主因。多晶硅、钢铁、风能等行业的惨痛教训活生生正在上演。事实上，如果政府能够事先决定哪个行业应该发展、哪个不能，计划经济就没有失败的理由。消费不能拉动经济增长，投资与出口也不能——有效投资才能。有效投资的量是多少、应该配置在哪些领域，这些最关键的决策，是内嵌于经济运行的，而不是由作为第三方的政府外在地决定的。政府既没有能力决定有效投资的数量，也没有能力指挥投资资源的最佳去向，（由政府鼓动而出现的）过多投资不仅降低了国民福利，而且是经济危机之源。

    事实上，中国经济目前的困境恰好体现在：民间经济因为缺乏边界明确的运行环境而凋敝，其权利得不到保护，金融服务匮乏，税费畸高；历年不合理的高投资导致各行业过剩产能严重，债务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巨大。

    这两个主要困难导致中国产业升级速度趋缓，这一困境并非源于政府投资过少，也不是进一步刺激投资所能够解决。

   林毅夫也忽视了“合成”问题：让每个穷国都在同一时间遵循相似的发展道路，本身就有很大难度。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不一样，怎么可能遵循相似的道路？他也低估了在资源型行业（包括农业）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某些国家面临格外难以消除的瓶颈限制：被基础设施不足的贫穷邻国环绕的内陆国家就是明显的例子。同样，还忽视了当世界各国都在发展时出现的资源瓶颈。

    要延续中国经济奇迹，唯有依靠改革进一步解除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释放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包括：消除土地、环境、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扭曲；打破央企垄断，消除事实上的所有制歧视，确保公平竞争；变现国有资产，用以弥补社会保障体系的巨大欠账；取消审批权，“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建设“小政府、大社会”，大幅度减税，为企业和个人减负；政府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致力于维护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安心做“看不见的手”，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

    唯有如此，中国企业才有可能从制造走向创造，建设创新型社会才有可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惊险一跳”才有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