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先后出台的一系列提振实体经济与出口的经济政策表明：美国的经济发展偏好正在改变。中国过去经历的外贸发展“黄金十年”也许会成为历史记忆。

　　美国改变经济发展偏好的显著标志是深耕产业革命与技术进步。高端制造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目标，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而美国依然领先的研发基础、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亦有可能使得美国在占据全球新一轮产业分工制高点的同时，重新切割全球财富版图。

　　奥巴马上任伊始，即拨出400多亿美元用于能源的开发，对生物医学领域的基础性投入就超过了200亿美元。仅政府研发预算方面，美国去年即达到1480亿美元；企业的研发投入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例如，仅仅微软一家，2011年的研发投入即达到95亿美元。排名第二的英特尔，其去年的技术投入也有65亿美元。在全球IT企业研发投入30强中，美国有12家，其次是日本，有10家，中国只有华为一家企业上榜。2011年，美国的研发投入占全球份额的33%左右，是中国的两倍半。

　　美国改变经济发展偏好的另一显著标志是推动海外制造业回流。波士顿咨询集团认为，未来五年，最有可能回流美国的制造业行业包括运输工具、电子设备和器械、家具、塑料和橡胶制品、机械、金属制品和电脑行业。这些类别的商品占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近70%。

　　得益于对外开放、全球制造业结构转移、丰富的人力资源以及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国制造业在过去十年间取得了惊人的生产能力。2008年以前，美国的制造业增加值一直位居世界第一。而到了200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已经上升到22.22%，美国则下降为18.41%，其后是日本的10.88%，德国的5.88%。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首度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比重为19.8%。中国也被视为全球制造业高、中、低三个产业链均比较完整的少数国家之一。

　　正因为如此，深受危机冲击的西方国家格外“嫉妒”中国的发展成就。美国近来的一系列经济动作正是基于锻造美国经济竞争力、削弱中国经济优势的战略考虑。如果美国在重整实体产业竞争优势的同时，成功地通过美元的贬值、人民币的升值实现出口的快速增长，则不仅有可能打破“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分工格局，而且将极大地挤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假如美国在新能源技术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结合其依然强大的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美国无疑又将针对中国筑起新的经济高墙；届时中国不仅难以与美国展开平等经济竞争，而且将失去原先拥有的传统经济优势。

　　对于一个欠缺自主品牌又很少掌握定价权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尽管头顶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光环，但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打工者。如今，美国紧抓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放，就是看到中国出口企业在全球产业链的代工(OEM)格局下对汇率稳定高度依赖的弱点，来敲打中国经济的敏感神经。

　　站在国际产业分工大调整的角度来看，假如这场由美国发起的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回流持续五至八年，则中国大概还有三年到五年的经济追赶期。假如中国不能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一旦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洗牌完毕，则本就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国企业又将被强势企业再次“锁定”，中国就有可能在失去比较优势的同时又将错过提升竞争优势的“时间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