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高薪职业，也是一个裹挟着猝死、绑架、腐败和诘责等敏感语汇的金领群体。

　　今年的投行界，因一系列非常事件的发生引得外界高度关注。8月初，国信证券保代郭熙敏猝死；8月底，国信证券另一名保代途中遇害；再稍远些，在新股破发、业绩变脸的行情下，不断有保荐人被质疑、调查和责罚。自2004年首批正式保荐人问世，2012似乎成为投行的“8年之痒”。

　　中国的保荐人代表群体究竟怎么了，遭遇到哪些成长的烦恼？近日，《金证券》记者专访了国内投行界资深保荐人王伟(化名)。作为拥有15年的券商工作经验的首批保代之一，他坦言自己坚决不会碰国企或央企，希望新股发行制度能够改革，感觉这个行业如今最缺少的是独立性。

　　唯考分论 老一代投行惨烈退幕

　　尽管2004年证监会推行保荐制度后第一批取得保代资格，王伟仍习惯称自己是“第二代保荐人代表”。这出于对保荐制度前那一批投行人的尊敬。

　　2004年证监会开始推行保荐制度，下发了《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办法实施细则以及保荐代表人考试等规定。从此，保荐人的任职资格需要通过考试来确定。那年王伟刚好30岁，通过了考试，成为第一批保代。

　　然而，制度性的变革是“惨烈”的。“很多做了多年保荐工作的老前辈，因为年龄大了，学习能力下降，通过不了考试，不得不离开这个行业。当时我刚刚进入公司的投行部门，亲眼看到很多老投行一个个离开。那时大家都很单纯、感情很好，有些正是壮年需要养家的同行，由于通过不了考试，只好换岗。他们有能力，也有经验，但却满足不了政策的要求。”王伟回忆说。

　　8年过去，王伟如今仍活跃在投行一线。他说，没有保荐考试制度之前，30多岁才能在投行“冒头”，保荐考试制度推出后，投行中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现在20多岁进入投行很正常，不是因为能力强，而是因为考试强。”

　　不靠拼爹 成长轨迹多半类似

　　提起投行，外界的第一印象是高薪、金领。

　　王伟承认，薪资水平确实要比一般的工作要高，但也没有外界想象的那样离谱。“一个保代，没有项目出的话，一年的收入在100万左右，这是税前的水平，交完税后大概四五十万。如果有项目的话，一年的收入(税前)大概在200万左右。但这都是辛苦钱，需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跑，并不是签签字就能拿到的。”

　　王伟告诉《金证券》，保荐人代表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神秘，大多有着相同的成长轨迹：会读书、上了所名校研究生、能考试、运气好进入券商工作、参加保荐人资格考试。“保荐人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都是不拼爹的，因为这行太苦，也太危险了。如果有爹拼，就不会来干这个了。”

　　事实上，在监管层面越来越严格、市场信息越来越透明的环境下，保代承担的责任确实越来越多。

　　今年年初，证监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保荐业务监管有关问题的意见》，对保荐代表和保荐机构的管理进行了一些调整。除了将“单签”变“双签”，还要求保荐机构加强内控制度，建立对保荐代表人和项目组成员的问核制度，完善对保荐项目的持续追踪机制。

　　民企IPO 治理仅有小学生水平

　　8年的工作经历，让王伟目睹了很多公司的成长经历。在他看来，中国企业、尤其是民企，上市过程要比国外企业难很多。“美国的企业相当于高中水平，上市对他们来说就是参加一下高考；但中国的企业从治理、管理层面来说天然就离上市很远，只相当于小学生的水平。你和小学生谈高考，肯定有非常大的难度。”

　　王伟为投行遭遇的市场质疑抱不平，“没有一个保荐人希望自己保荐的项目一上市就业绩下滑，但经济大环境就是这样，企业最后的发展情况就是这样。”

　　他对《金证券》记者举例称，在为民营企业保荐的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上市为企业带来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有些企业符合上市的资格但不会建议去上市，有些企业需要上市就要帮助其去满足上市条件。“企业实际上是保荐人的客户，没有不为客户服务的道理。你为客户服务质量的好坏，会记录在你的履历里，也会在同行间、企业间传播。”

　　在为民营企业保荐过程中，让王伟印象深刻的是“兄弟姐妹之间复杂的股权关系和同业竞争”。他称，有的哥哥做这行，弟弟也做这行，哥哥要上市，为了符合上市规定，就必须劝弟弟放弃做同样行业。这在南方一些比较开明的地区还比较好处理，只要保荐人出面多和对方沟通就可以了；但在北方地区，家属就特别不理解，沟通起来非常困难。

　　“这是中国企业的现状，保荐人能做的就是让不合规的企业变成合规的。”王伟说。

　　独立缺失 央企、国企坚决不碰

　　8年来，王伟从事得最多的是对民营企业的保荐。他说，自己有一套从业的标准，坚决不会碰国企或央企，因为“央企、国企太强势，保荐人失去了主动性”。

　　以中金、中信这样大型券商保荐的一些国企为例，保荐人根本不可能与企业负责人做面对面的对话，更不可能对企业的治理结构提出自己的想法，很多保荐人的专业知识也得不到发挥，一切都得听企业的。

　　而在这样的企业面前，即便中金、中信这样的券商也会矮一截。王伟不客气地称，“连发行定价、保荐费用都是企业说了算。”

　　他对《金证券》坦言，自己更希望看到“独立的保荐人”。这种独立，包括在企业面前的独立，在帮助企业过会时的独立。“现在保荐人在保荐项目时，会考虑发审委从哪些方面审核项目，于是就着重从哪些方面改变企业的情况，这种围绕着发行制度的保荐让很多有才华的保荐人失去了独立判断的能力。现在唯一缺乏的是保代如何保持独立性。”

　　据证监会保荐信用监管体系显示，截至目前，注册保代共有2106人。王伟称，这其中有经验、有自己想法、有独立判断精神的保荐人不到一半。目前首批保代仍在一线的也已经不多。“这和新股发行制度有关，其实我们是最希望新股发行制度能够改革的。”

　　成长烦恼 投行面临新一轮洗牌

　　8月初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郭熙敏突发心肌梗塞猝死；8月底国信证券投行部员工失踪，消息称该员工被人绑架惨遭撕票，死因可能与正在进行的项目有关；9月初原国信保代李绍武PE腐败，被罚600万终身遭禁。一时间国信证券陷入舆论的漩涡。王伟称，自己不便对国信证券投行的遭遇做评价，但从整个行业看，中国的投行还十分不成熟。

　　“外界对这个行业误读很厉害，其实我们只是需要养家挣钱的普通人。”王伟说，事实上每个行业都有猝死、腐败等个案，只是因为保荐人的工作牵连着众多市场的普通投资者，才被如此关注。

　　据了解，今年以来，从证监会到券商对保荐人的管理提出了越来越严格的要求，薪资控制也越来越合理。王伟证实，自己所供职的券商也在反思对待保荐人的态度，很多东西都在变，由于保荐人数急剧增加，目前保荐人的含金量也没有以前大了。

　　王伟对《金证券》记者说，投行需要一次大的变革，“将我们再清洗一次、淘汰一次，这个行业才可能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