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今日开锣，作为中美都将迎来政治换届前的一次重要盛会，又恰逢中美在人权、海上及全球战略上“短兵交接”之际，这次对话被赋予特殊含义：既要照顾两国各自的国内政治情绪，又不致于双方误会不断升级、甚至产生误判损及中美关系大局；既不能产生具体细化的成果，却又必须对未来做出前瞻性规划、表达各自立场。增信释疑，摊开来谈总比相互猜忌要好，中美都需要摸索如何处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如此纠结的双边关系，寻找新型大国合作路径！
世界上从未有哪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像当前的中美关系般复杂，并影响到全世界。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过去十多年伴随中国加入WTO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中国以出口导向型模式，通过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廉价商品，获得巨大的经济成功、就业机会并积累起巨大的国家和私人财富。中国还吸引了美国全球500强企业的大量投资（这些企业也获得巨大的研发高端利润），并不断把这种技术和管理融会贯通到中国的现代化和产业升级中来。与此同时，中国积攒的外汇储备大部分投入美国国债、机构债和金融产品，帮助美国人得以廉价融资实现自己的“大房大车梦”，并且提供廉价的产品帮助美国抑制住通胀率。
中美的财政货币政策也是相互影响。美国的低利率和货币宽松政策，以及由此导致的美元汇率疲软，不仅导致大量美元流动性融入中国等高增长经济体，导致这些国家资产价格泡沫和资本市场过度无序波动，波及这些国家的金融稳定和国民经济安全。同时还将影响全球大宗商品和能源、原材料价格，进而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构成危害。此外这也与中国的外储和美元资产安全息息相关。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非完全市场化，也被美国认为变相压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造成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中国存贷利率管控，也被美方视为影响了中国对美国的进口需求，并挤压了美国企业在中国可能获得的机会。
与此同时，作为全球第二大和第一大经济体，中美的相互协作或分歧，还影响到全球贸易和稳定。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结构面临深刻调整，无论是美国需要的改变疏于实体经济、过渡依赖虚拟经济和过度消费，通过扩大出口、就业和国内竞争力、创新力从经济危机中彻底恢复过来；还是中国需要更多依赖扩大内需和私营部门竞争力，改变传统的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降低高储蓄率、进行适度的金融和国企改革。中美双方还要摒弃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支持全球自由、公正的经贸秩序。 这些都不仅关系到两国自己，更关系全球经济能否实现一种新的均衡，中美在全球两大阵营中可谓起着表率作用。
围绕上述话题，中美经济对话的细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环节：
一是如何实现中美经济的再均衡？
此前，美方认为中国的汇率低估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认为中方抢夺了美国的就业机会，这在保守主义势力日渐强大的美国还颇有市场。不过伴随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40%，人民币已接近均衡水平、甚至国际市场一度出现贬值预期之际，以及近来人民币兑美元波动区间从0.5%扩大至1%后，本次对话人民币汇率议题已成为鸡肋。取而代之的是，美方提出中国应该扩大内需，并给出诸多政策建议，包括实现利率市场化，其中上调存款利率促进收入和对外需求，提高国企的贷款成本、降低其政策优惠，给予美企更多竞争优势。
而中方则认为，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管制，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并再次呼吁美国放宽出口管制，改变过去冷战式做法。中方也积极承诺将进一步扩大内需，实现一些有助于民生和内需的改革措施，比如增大国企的分红、降低取消对其补贴，并把新增的财政收入用于扩大社会保障网的建设等，同时正酝酿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国内税负。中国还积极主张把经济的速度和效益、质量和切实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更好结合起来，同时希望美国更好的调整处理好其自身结构性问题，而非是将贸易问题政治化、或走贸易保护主义道路。
二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重启，不应将经济问题政治化。
众所周知，中国企业近年国际化屡遭海外的“有色眼镜”，华为、中兴在美国的扩张屡遭刁难。一方面中国企业有国际化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美国也需要更多投资于实体经济、创造就业，这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重启的深刻背景。但这一问题也注定是个复杂的话题，因中国企业的国有背景，以及美国国会的有色眼镜，注定将成为横亘在中美间很难逾越的屏障。
三是金融改革。
据称此次美方代表盖特纳访华前，曾受到美国内金融保险企业联名上书，要求进一步促进中国金融领域开放，为其进入中国创造机会。盖特纳行前也发表讲话，开出对中国开放更多出口市场和给予中国国企一般商业企业待遇的“条件”，就是要求中国进行包括利率市场化、银行改革在内的金融改革。无独有偶，中国近来改革调门也很高，从对银行业垄断暴利的痛批，到世行给中国改革开的药方，以及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给予外资保险公司开放交强险等，都表明了在金融保险领域甚至国企改革方面的改革内在意愿。
四是知识产权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
知识产权问题是中美之间的老大难问题，虽然此前因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制度缺陷，一直遭致美方指责。但考虑到中国经济向更高层次、更高端和自主研发方向走，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在动力。另外，在贸易保护主义方面，今年以来，美方对中国多次发起“双反”调查，并刚设立一个贸易执法机构监督与中国的贸易情况，虽然有复杂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祟，但中美对话有助于缓解双方对抗，近期这方面正出现积极的势头。
除了上述经济领域的“较量”，中美还在战略和安全上面临互信“赤字”。首当其冲的是，人权问题依旧是中美双方绕不过的话题，本次战略对话就因一位民间维权人士而让双方颇有点尴尬。奥巴马政府班子担心淡化人权议题，会让共和党候选人之一罗姆尼抓住小辫子继续痛击，而中国也同样需要维稳。中美需要照顾彼此的国情，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取得共识、避免猜忌和误判，对话是相互理解的关键。
其次是最近被菲律宾搞得热火朝天的南海议题。美国重返亚太，加大和地区盟友的军事合作，借小国和中国搞对抗、介入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争议事件，并在靠近中国的领海地区加大监视和情报工作，还有对台军售，都让中方颇感不安；而伴随中国经济实力强大的军事迅猛崛起，新军事武器和海空军冲出中国近海、在海洋维权上更趋主动强硬，也让美国颇为担忧。中国认为美国再搞围堵、亚洲小冷战，美国见不得中国崛起；美国则不明白中国有何企图？是否会排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影响美国保护地区盟友的能力？
但幸甚的是，最近美国方面在黄岩岛时间上秉承了“中立”的表态，虽然这种“中立”是有很多限制条件和模糊点的；美国不会因中菲领土争端而卷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这更多是源于美国利益。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在不同场合都表态，美国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决意要遏制中国崛起。“我们不希望因为恐惧中国崛起而最终与中国爆发战争。”邓普西还引用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解释说，老牌强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常常横亘“战争陷阱”，就像当年雅典崛起，却引发斯巴达的猜疑恐惧，最终双方爆发激战，陷入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总结的“陷阱”之中。而这种猜疑如今恰恰徘徊在中美之间。
在此背景下，中美的对话显得尤其重要，中美的战略关系和安全及军事关系同样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门，由此我们也看到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中美军方的战略安全对话非常有必要。而中美军方进一步的交流合作，比如国防部长梁光烈将赴美国众多军事重地访问，这也是中国国防部长时隔9年后再次访美，去年美国国防部长也曾访问中国二炮等重地，都是中美增信释疑的大手笔。这对于中美两军避免战略或军事误判至关重要，对保障中美关系大局有重大意义。
除此之外，中美双方还在诸多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上需要相互“切磋”。比如在伊朗和叙利亚问题上，如何保障伊核问题和平化解决、叙利亚问题后续怎样走？朝鲜核试验箭在弦上，中美如何协作，在适度敲打朝鲜的同时、避免东北亚局势失控？南北苏丹内战重启，中方如何应对美国要联合国介入的压力？以及缅甸越来越靠近美国和西方后，中美如何在缅甸合作共赢或者说暗自较量？此外，中美还在全球气候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如何协作、以及国际旧秩序改革等诸多方面存在对话的必要。无论结果如何，这种“对话”本身，就是进步！
中美面临各自的国内政治换届或大选，中美避免因猜忌和各自的政治考虑出现“误判”较为重要，“对话”有助于缓解这一风险，最大化双方利益。也许在更长远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子孙后代可以发现，二战后最大的新旧霸主更迭，原来是可以和平进行的；而这种更迭，本身并不意味着老旧霸主利益的受损，这也是另一种权力的“交接”。相反，我们绝不能重复历史的错误，如邓普西所言的---因为恐惧（中国崛起）和猜疑（美国居心不良），中美最终爆发战争！
来源：财讯.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