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应该对未来的世界经济保持乐观还是悲观呢？基本政策的变化将如何影响需求？无法预料的事件会如何影响消费者、企业和投资者的信心？因为存在这么多的不确定性，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全球经济目前正处于重要的十字路口。2008年至2009年的大规模金融危机及其“余震”导致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因而大踩刹车。事实上，还无法确信我们已经逃离世界经济的“双底”衰退。但与此同时，在美国和日本也存在令人鼓舞的复苏迹象。希腊和其他欧洲经济体的债务问题虽然还远未解决，但在一段时间内已得到有效处理，这可能是足够长的时间以提供一些喘息空间。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其传统的飞速中放缓，同时实现不会显著威胁全球状况的“软着陆”，似乎也是可能的。而全球股市则继续缓慢但扎实地上升。

　　我们应该对未来的世界经济保持乐观还是悲观呢？基本政策的变化将如何影响需求？无法预料的事件会如何影响消费者、企业和投资者的信心？因为存在这么多的不确定性，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谨慎而积极向前

　　美国有强劲、持续的经济复苏迹象。在2011年“贫血”的前三个季度后，第四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上升到3%，一些分析家认为，2012年大部分时间可能会继续接近这个速度。这种积极的表现已开始在劳动力市场有所回报，就业创造特别在制造业最近有急剧的改善。住房市场的信号也开始看上去更为积极，新的住房建设和住房销售温和上升，大部分地区房价开始稍稍稳固。最近的消费者信心趋势都比较积极。

　　但仍有一些谨慎信号存在。

　　首先，失业率仍高达8.3%。这是美国家庭持续担忧的一个因素。同时，仍然有许多业主无法支付他们的抵押贷款。

　　第二，财政政策正要从最近的刺激转向紧缩。今年晚些时候减税期将满，或在联邦层面会作一些尝试来抑制公共债务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大量经济地位颇为重要的州面临预算短缺，它们必须削减开支关闭政府以平衡账面。这些因素可能抵消企业和消费者信心的增长收益整整一个百分点或以上。快速上涨的燃油价格对从发电供暖到驾驶车辆等一切问题都将产生影响，抑制扩张。现在汽油价格自去年年中以来急剧上涨50%或更多的状况在美国有可能再现。价格上涨将鼓励人们做出保护（环境）的决定。这可能将国内需求增长减掉半个百分点左右。此外，如果国内通货膨胀开始显现，美联储可能被迫提高利率，这是更深一步的限制因素。

　　西欧的情况也类似。希腊债务危机的复杂性显著增加，它仍然可能会蔓延到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和意大利。欧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的增长处于停滞状态。欧盟统计局预则，27国2012年整体增长率为零，大型经济体之间的表现则从意大利的-1.3%到德国的0.6%不等。西欧的许多经济体在处理近几年的公共和私人债务负担快速增长的棘手麻烦时，仍然面临重大调整的问题。比如，西班牙和爱尔兰住房价格大幅度减少，这已经摧毁了大量的账面财富，同时也中止了建筑业。最近扩展对希腊的额外贷款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事件，但唯有迫使希腊政府债券的持有人接受自己的债券大幅贬值才能实现。这一结果可能使欧洲周边经济体未来的借贷更为困难。欧洲经济增长前景也被英国、德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广泛紧缩方案所限制。

　　在一年前的毁灭性地震发生后，需求崩塌，电力和输入供应链中断，日本经济增长估计在2011年减少百分之一。不过，最近工业总产值出现了好转，政府预计2012年在2%至3%的范围内。经过多年的停滞，这将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这种增长建立在出口和重获新生的消费需求扩张的基础上，可能被能源价格上涨所抵消。现在日本几乎完全依赖化石燃料的能源供应，当燃料价格正飞涨的时候，它必须不断进口石油和煤炭来为其经济提供能量。这可能会在未来的一两年将增长往下推。另一方面，日本当局正在进行一项重大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以抵消通货紧缩的压力，并试图降低日元币值，这应有助于维持出口增长。

　　要从公布的数据中了解其经济，最困难的主要经济体可能就是中国了。显然，中国已超过二十年实现了戏剧化的实质增长率，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成就。不过，最近的迹象显示出明显放缓。2012年第一季度的工业输出将显示多年来增长最慢的纪录，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需求放缓和人民币海外价值的持续上升。更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去年收紧的货币政策，这将使汹涌的房地产市场冷却下来，同时将通货膨胀控制在政府的目标之内。中国政府将2012年7.5%的计划增长率作为在换届前实现稳定的手段。鉴于包括能源价格上涨等一系列经济问题，2012年可能会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际增长目标将不会被超越甚至达到的第一年。

　　主要新兴经济体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印度和东南亚迅速增长，拉丁美洲进入紧缩。后者的问题在短期内意味着，新兴世界未必是全球性刺激的一个重要来源。

　　总体而言，世界经济目前面临好消息和坏消息的混合，所以很难自信地预测未来几年的情况。不过，笔者认为，有可能在美国和日本看到持续的、可能是缓慢的复苏，而希腊债务危机的协议应促进欧洲出现转机。假设中国实现其增长目标，且没有出现资产价格的“硬着陆”，那么国内需求应该足够强大，以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因此，除非有一个灾难性的和不可预见的事件，如大地震、与伊朗的对抗，或一两个欧元区经济体的破坏性崩溃，我认为经济发展势头应能保持谨慎而可持续地积极向前发展。

　　各国难题是确定的

　　事实上，几年的实际增长应有助于将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萧条永久地甩在我们身后。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问，危机后世界经济可能带给中国和上海的是什么。当然，事件将如何发展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政治压力以及政治家如何回应，是无法轻易预测的，更不用提重大自然灾害和地缘政治冲突了。因此，我们无法预知主要经济体实际的经济政策路线。不过，如果我们回想危机前，我们将得到这样的提醒，长期的根本问题和机遇并没有改变。各国必须应对结构性失衡、日益严重的债务负担、迫在眉睫的人口赤字和持续的资源稀缺。这些问题以及对它们进行管理所必需的政策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下一代在全球各地的经济活动是如何推进的。

　　在美国仍然存在着三个主要的长期问题。

　　首先是低国民储蓄和高私人、公共投资间的显著失衡。这大大扩大了借用国际资源——特别是中国的需要。多年来，美国消费者减少他们的储蓄率，通过借钱来维持高标准的生活，即使平均家庭可支配收入实际上始终是不足的。一些投资于教育和健康的借款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太多的借款花在了过度消费和住房成本上。大衰退已经将平均家庭储蓄率从接近于零推高到更可持续的5%，但是当经济再次增长时，这种行为的改变是否会继续下去，仍有待观察。

　　密切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就像西欧和日本的公民，美国人已经表决通过对老人提供慷慨的公共养老金和医疗福利，不受经济需求的支配。然而，和那些其他地区的人不同的是，美国选民要求，不增加而且往往降低需要用来支付这些福利和其他公共费用的税款。在国家层面，这些退休金成本很多不依赖于已知的资金来源。因此，除非它可以建立政治意愿，接受较低的养老金和医疗保健费用的公共捐款，或接受更高的本期税收。当公民年龄老化时，美国面临主要的公共借款需求。这些解决方案似乎都不可能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出现。

　　这使得第三个问题更难解决，即满足对公共基础设施、教育、环境改善、研发及其他提高生产力、年轻人收入的重要因素的再投资的大量需要。不作这样的投资，包括对迅速增长的医疗费用的特别控制，美国将回到日益增长的贸易赤字和从国外借贷的高需求的旧路上，其长期的信誉将受到质疑。总之，美国的经济问题仍然是在公共投资与支付这些投资的国内资源之间寻找更好的平衡。

　　这些同样的问题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也存在，尽管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与美国的实质性的区别是，至少在一些富裕的欧洲经济体，如德国、荷兰、瑞士和瑞典，对用更高水平税收来支付公共福利、医疗保健和养老金上，存在较少阻力。然而，同样问题并不是对所有欧盟成员国都成立，结构性财政赤字长期以来一直是希腊、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特点，这导致了目前的高负债率。这种情况提出深层次问题：作为大多数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共同货币，欧元是否能够生存。欧洲面临最大的长期问题是，劳动力迅速老龄化和超低出生率的结合，导致“倒金字塔”的年龄结构。不久，欧洲很可能就会有少于两个工人支持每个退休人员。当然，这方面的负担不同国家间有所不同，但对于如西班牙等传统上青少年失业率高的国家是非常困难的。很难想象这种环境下，如果不在已经很高的水平上显著提高税收，如何能支付继续增长的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医疗费用。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是，欧洲对中东和非洲贫穷国家的移民变得更加开放，因为这些工人更年轻，且往往有较高的出生率。然而，欧洲已拥有相当高此类移民的比率，这被认为会导致中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从而不太可能作出更宽松的政策。因此，像美国一样，欧洲国家必须想方设法投资年轻人的生产力。这方面的需求，尤其适用于改善年轻人中间最无能的人的生活，而不是放逐他们长期失业。这种情况再次意味着，欧洲可能需要在未来几年从国外获取更大的融资。

　　日本和韩国也有重要的人口问题。当他们的人口趋向老龄，这些老人无法被青年工人取代。一个显著的差异是，他们的退休金和养老金的支付，和美国或欧洲的情况相比，往往更多来自于家庭资源。然而，在日本长期的经济停滞后，尽管全国的家庭储蓄率高，但满足这些负担的青壮年的能力正在减少，选民越来越多地将这些负担推向公共部门是很有可能的。在韩国，这些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两国都在很大程度上都对移民封闭，甚至是高技能的外国工人，这暂时切断了该政策选项。和欧洲一样，日本和韩国高度依赖原材料进口，而这在全球市场日益稀缺和昂贵。

　　这一切意味着，当经济复苏，他们的负债比率有可能增长，即使国内储蓄给予这样的借贷融资。同样，当前首要任务是必须想方设法提高年轻一代的生产力，投资是能使他们成功的工具。提高其效率的关键是，开放其国内成本高且选择受到限制的服务业。这种变化将有助于其经济从强劲的出口导向转向更加平衡的结构。

　　中国课题与上海任务

　　中国也有需要解决的重大的经济失衡。对一个迅速增长的经济来说，国内储蓄率远远高于预期。这反映了已觉察到的为退休、教育和住房投资而储蓄的需要。不幸的是，为中国储户提供的工具是有限的，并不包括有成效的国内和国际的投资机会。虽然高储蓄可以产生一定的增长利益，但它抑制消费的机会，并创造支持高出口和低进口的经济失衡。甚至，在中国，寻求更高回报的储户在住房上投入巨资，而住房市场最近已显示出类似在美国和欧洲的泡沫。

　　中国也面临着人口问题，因为人口出生率非常低，不能代替迅速老龄化的劳动力的贡献。

　　最后，也许最大的挑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至今都依赖于出口制造业使用充足的低工资的劳动力的相对简单的过程。这种优势如今在中国正在消失，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建立一个更加创新和有效率的全球化的经济。

　　这强烈地引向了对新政策的需求，即将经济转向更多的国内消费和进口，减少储蓄和出口——这和美国调整的问题正相反。此项任务在政治上是困难的，需要几个要素的混合：教育、环境、养老金和医疗保健上更更多公共投资，加速国内服务业开放，深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以及使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灵活的货币的清晰化承诺。这些变化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调整相结合，将推动中国和上海未来的经济情况。如果国内储蓄解锁，家庭可以投资于充满活力的新产业和全球的机会，其中大部分将通过中国的金融中心进行。当创新在经济增长中担当更核心作用的时候，教育和研发中心将获得更大的市场影响力。上海在上述领域已被定位为国内领先，但仍可以在这些变化上投入更多的期待。

　　也许最重要的是，金融自由化、贸易增长和全球人口压力将强调中国在获取和打包储蓄以满足这些需求的商业中心的作用，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最显著的是，人民币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和美元与欧元一起，作为首先是区域的、然后是全球的储备货币。为了做到这一点，人民币必须进一步走向自由兑换的货币，提供在更大范围内的存款、公共和私人债券、股票和金融衍生品。再次指出的是，就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个过程看起来是不可阻挡的。亚洲金融中心，尤其是上海的任务是将自己定位为支持该趋势的首要位置。实现这一目标，将是中国经济为其未来做准备的过程中所能做的一个最具创新性的投资。

　　（作者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特约撰稿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经济学教授和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的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本文由金蓓蕾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