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经理人周刊 >> 人物访谈

　　2008年12月，一个寒冷的傍晚，我与张大中在北京那间灯火通明、空间开阔的办公室相见。他当时坐在T型办公桌后面的黑色转椅上，身后是一只散发着迷幻气息的大鱼缸，里面游动着18条肥硕、漂亮的红鱼。张大中兴高采烈地向我讲起他最近在股市上的失利：“一开始我是挣钱的。刚进去买了些股票，一周之内就大赚了一笔，可是这让我很不舒服。太快了也太容易了!一定有问题!后来我又投了几笔，这回赔了，我感觉也舒服多了—我付学费了。我在股市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他笑着说，“以前那些花里胡哨的股票术语经常让我头疼，现在已经都弄懂了。不过我不急。” 
　　就在一年前(2007年)，这种“不急不忙”的保守态度还颇遭中国媒体非议，不少人认为正是这种态度导致张大中在59岁的年纪被赶出了中国家电销售业;要知道，他可曾是这一行业引领潮流的先锋人物。然而今天，中国股市暴跌，熊市已持续一年，国际金融危机乌云密布，经济陷入低迷—此时，张大中在职业生涯中表现出来的一贯稳健与审慎就显出另一种意味来了。 
　　在北京，“张大中”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他创办的连锁公司“大中电器”曾是京城最大的家电销售中心。然而，2007年12月，张大中却做了一件让商界同仁大吃一惊的事，他将自己的62家店全数卖给了黄光裕—时年38岁的国美电器老板，从而使国美一跃成为国内行业老大。由于此次并购引起了四家电器巨人的纷争，其间充满各种诡诈与背叛，自然引起了媒体广泛关注。最后，张大中获益不菲，国美以36亿元人民币现购大中电器，并继续延用“大中电器”的名号。带着亿万现金离开家电业，张大中随即注册了一家新公司—大中投资公司，变身为风投资本家兼金融投资家。一些忠诚的老部下仍然追随着他。2008年，张大中上缴税款5.6亿人民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高的个人缴税额。根据新闻报道，他付的税款比当年整个青海省个人所得税总和还要多。 
　　对手 
　　然而，在商界，许多人把张大中卖掉大中电器的决定看做是他在商场的失利。普遍性的分析认为，因为张大中的年龄及其保守的北方人性格导致了他目光短浅，对未来的发展缺乏远见; 而年轻的广东商人黄光裕不但看到了国内企业联营、标准化和资本市场的巨大潜力，而且精力充沛、胆大冒险，颇有弄潮之技。 
　　张大中喜欢引用一句中国老话：“没有金刚钻，别揽磁器活儿。”他也爱说：“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黄光裕的名言则简单直接：“商者无界。”而且他对此言身体力行。事实上，并购大中电器只是其急速扩张的一步而已。他正在打造一个企业帝国，从家用电器销售到房地产，从地区性到全国再到境外。至于那种递给张大中一袋黄金请他走路的大手笔处理方式(相当于让张大中拉着一把黄金降落伞落地)，也是颇具黄光裕风格的标志性手法。在中国商业媒体中，黄光裕拥有着摇滚歌星一般喧嚣的名声：他出身卑微，家庭有天主教背景，喜欢金色领带，甚至在一个充满了白手起家故事的国度，他也是一个传奇。 
　　黄光裕还被看做是一个神秘的商业奇才。专家们仔细地研究其商业策略，有时会用中国武术行话来描述这位年轻的大亨，似乎在观看一位不动声色的黑带大师的行动。对于黄光裕敢于冒险的性格和胆大妄为的决断，他们甚为推崇。他们注意到他与挥金如土的贝尔斯登投资银行(Bear Stearns)和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之间的联系、他在融资中表现出来的精明、他对资本市场日益增长的兴趣，并对他灵活地使用各种金融工具的能力大为惊讶(比如，黄光裕经常对多个公司进行重组，通过资产洗牌与重组和重注资本来抬高股票价格)，却少有人对此完全明白。但他们对黄光裕了解得越少，似乎越能感受到他的魅力。 
　　相比之下，张大中“亮点”不多，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白手起家、吃苦耐劳;一直保持低调，避开引人注目的舞台中心，据说生活相当简朴。他的故事似乎一目了然。对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好说的呢? 
　　然后，2008年11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像其他人一样，张大中打开报纸，读到一条新闻—黄光裕因操纵股市、洗钱和贿赂政府官员被捕入狱。和美国麦道夫(Madoff)丑闻引起的后续反应一样，这条消息不啻于在经济危机依然弥漫的黑暗天空响起一声不祥的霹雳。黄光裕毕竟是中国最富有的私营企业家。在胡润2008年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上，黄光裕以43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名列第一。在此之前，他曾两次高居榜首。2007年，张大中以38亿元人民币资产仅排第269位。如今，经济低迷依旧，黄光裕却锒铛入狱。官方对此案的调查在秘密中进行，不免招来各种谣言。先前的图景陡然大变。 
　　对二人的观感也立时出现明显的差异。人们对黄光裕的崇拜—或许其中本来也掺杂着嫉妒吧—很快变为谴责。互联网上开始出现嘲讽讥刺，人们把他描述成一个卑鄙无耻之人。有人曝料说他早年不但赤贫(小时候他曾捡垃圾糊口)，而且还是一个野气十足的小流氓;他和哥哥(一位房地产开发商)经常参与手段残忍的巧取豪夺、贿赂、帮派斗殴及其他肮脏的交易，而且毫无忌惮和良心自责。回顾国美与大中电器的合并，人们如今开始对张大中惊人的好运与财富赞叹不已—想想看，要是现在出售大中电器会是什么情形!何等奇妙、完美的时机啊!多有智慧、多有先见之明!一年之内，中国股市市值缩水70%。而就在黄光裕被捕两周之前，张大中从国美电器拿到了最后一部分并购现款!一位朋友描述说，连北京出租汽车司机都在纷纷议论张大中的福报。他告诉我：“我坐在出租车里，收音机正好在播放黄光裕的新闻，司机说他们都为张大中感觉庆幸。” 
　　对那位已沦为阶下囚的同行，张大中本人却绝无再踩上一脚的心思。像往常一样，在公开场合他对黄光裕事件未置一词。在私下交谈中，他对某些敏感猜测不以为然，至于媒体认为导致黄最终堕落的原因是他太贪得无厌、太爱玩金融，张大中对此似有同感，但他显然没有幸灾乐祸。他对我说：“黄光裕非常勤奋，也非常聪明。我现在不想做任何定论。他是一位充满活力的竞争对手，对我有过非常大的启发和激励。” 
　　张大中身材不高却很匀称，皮肤白皙细腻如同一位书斋型学者，由于长年锻炼，身体健康，看上去容光焕发。60岁的年纪保养得很好，眼光犀利有神，步态迅捷沉稳，整个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他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偶尔夹杂几句俚语土话。他的穿着风格比较保守，但也不是那种严实得不透气的样式。最常见的打扮是商务便装：一件单色西装衬衫，一条深色长裤，一双质地精良的皮鞋;天冷时再加一件蓝色或灰色毛衣。他既谦和友善，又机警谨慎。在群体中，他听得多，说得少，低调节制，尽量不引人注目，是一个习惯于不断酌量、观察和吸纳信息的人。这位亿万富翁从无志得意满之态，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成功与财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并不比外面那些人聪明多少。”他说。那天晚上，我和张大中在他的办公室里对坐交谈，他不时地抽烟、喝茶，谈兴颇高。他对我描述了他生平第一次看见奔驰轿车的情形。那是1970年代末，北京举办了一届德国制造产品展览会，张大中赶去观看。当时他在北京郊区一家村办供销社卖猪肉，月工资30元人民币。工作近10年后，除了一辆自行车，他一无所有：没房子、没存款、没女朋友。展览会上有一张照片特别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那是一辆奔驰。他回忆说：“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好久好久，心想，这辆车可真是太漂亮了!当然，我做梦都没想过有一天能开上自己的奔驰。”如今，张大中有两辆奔驰。他说：“如果中国没进行改革开放，像我这样的人，出身于我那样的家庭，是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如果你要写我的故事，一定要把这个写进去：想想30年前我在哪里，这条路就像是从地狱到天堂。” 
　　起点 
　　这条路始于1979年。那年张大中决定做一件在当时看起来比拥有一辆奔驰汽车更没谱儿的“大事”—他希望中国政府改变对他母亲王佩英的判决。 
　　王佩英，一位普通的幼儿园阿姨，曾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公开批评毛泽东。虽遭拘押、批斗，她仍拒绝放弃自己的 看法，因此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接受长达两年半的“药物治疗”。后来她被单位带回，送进专门关押“反革命”的“牛棚”。在参加强制劳动的同时，她时常受到讯问、殴打和羞辱，顽强不屈的态度为她赢得了“罪大恶极”的称号。1970年1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10万人批斗大会，她与另外16个“反革命分子”一道被判决死刑，立即执行。在赴刑场的路上，她仍不屈不挠，坚决反抗，行刑者便在车上把她用绳子勒死。 
　　王佩英的丈夫是铁道部一位中层干部，他们生了7个孩子，前面6个都是男孩，最后1个是女孩。张大中在家中排行第三。父亲因肝衰竭去世时，大中只有12岁，是母亲王佩英一个人抚养他们。因为生计艰难，他们不得不打发跟从张家多年的保姆回老家，因为实在担负不起她的费用了。张大中还记得心爱的阿姨离开的那天，他如何站在阳台上默默流泪。他学会了自己缝补衣服—这些衣服永远是补丁摞补丁。夏季，张家每个孩子都只有一条裤子，每天晚上都得洗，这样第二天早晨才能穿上干爽的长裤。为了维持生计，王佩英不得不定期卖掉一些东西来换钱，其中包括从她父母那里传下来的古董和丈夫留下的旧冬衣。但这还不是最穷的时候。到王佩英开始公开批评毛泽东，他们一家马上变成了“黑五类”家庭。在回忆那段经历时，张大中仍然不免情绪起伏。他每周一次去精神病院探望，眼见母亲在药物作用下面容苍白、昏沉虚弱，却仍然坚定不移。此案给所有孩子的生活都留下了浓重的阴影。有这样一位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做母亲，张家被盖上了耻辱的烙印，子女们无法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也无法上大学;他们的婚姻前景也非常黯淡，因为大多数人都不希望与这样的家庭联姻。张家子女们接受了这种命运，好几个人都搬到外地定居，在那里从事单调枯燥的工作，放弃了迁回北京的希望。 
　　当时张大中也觉得自己只能滞留在乡村供销社工作糊口了。他告诉我：“那段日子真是非常压抑，我看不到任何方向。”他不想无所事事，就买了大量旧书阅读。一天，书里的一句话让他深受震动，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一个人的不幸程度，取决于你对不幸的理解。”他说：“我记不得它是出自哪篇文章、哪个作者了，但这句话突然在我眼前打开了一扇窗，我决定从此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已经在生活的谷底了，那就接受它吧!”他每天清晨6点起床，沿着乡村小路跑10公里，甚至大冬天也穿着短裤跑步。“跑完步我一整天精神都很振奋，总是兴高采烈快快乐乐的。如果有人问起我的家庭，我就告诉他们：我爸爸是一位共产党干部!”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后，邓小平复出，开始推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解冻初期，人们仍然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在几个兄弟姐妹中，唯有张大中捕捉到了这些变化的真正含义。他给邓小平及共产党其他高层官员写信，请求重新审议对他母亲的判决：“这事我没告诉两个哥哥，他们会认为我在给组织添麻烦!”为了赢得同情，他在信中讲述了父母早年为共产党所做的工作，在当时，那是非法的，属于地下工作;他也指出母亲是在精神病发作期间批评毛泽东的。几个月后，终于有一天，公安局打来电话，要他到半步桥监狱办事处去一趟。他去了，工作人员向他提了一些问题，然后让他回家等着。三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任何消息。他开始继续写信发信。“每周我都给所有部门邮寄一批信件。当时冤假错案太多了，许多人都在寻求解决，我知道唯有坚持不懈，才可能获得机会。” 
　　事情最终有了转机。1980年1月，北京市人民法院修改了对王佩英的判决：她不再是一名反革命分子，因为她是在精神病发作期间发表反对毛泽东的言论的。虽然这只是对判决书的有限修改，却仍然是一个重大突破。一个月后，张家的7个儿女领到了政府提供的补偿金—7000元人民币。 
　　拿到分给自己的1000元钱时，张大中心情沉重。他告诉我：“虽然我还并不完全理解我母亲，但内心深处我意识到母亲是一位非凡的女性，这是用她的生命换来的一笔血钱。我不想像我的兄弟姐妹那样用这笔钱买电视机或家具，我觉得我必须拿这笔钱做点儿配得上她的生命的事情。事实上，这么多年来，在我的事业不断发展扩大的过程中，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我，像一根无形的鞭子一样激励鞭策着我向前走。” 
　　起家 
　　最终，他把这笔钱一分两半。当时，他刚刚经朋友介绍有了一位女朋友，决定结婚时，他花了500元钱来置办婚礼和做蜜月旅行。“我把剩下的500元钱存起来，准备做事业的启动资金。” 
　　一年后，张大中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尝试。他买了烧碱、清漆、银粉、刷子和抹布，把它们通通放进一只旧军绿书包里;星期天跑到大街上，举着一块牌子，上写：“刷煤气灶，8毛钱一个”。他穿得干干净净，是一个看起来让人很有好感的年轻人，人们打开门让他进入自家厨房。在那个炎热的八月天，干了一整天之后，他算了一笔账：他给10只煤气灶进行清洗和刷漆，总计收费8元，抛除工具费用，他净赚了2元钱，但这还不算劳力付出。张大中笑着回忆道：“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事这份买卖。” 
　　他的下一个商业活动是制作灯具。他把自家厨房改造成工作间，从不同地方弄来一套工具—饼铛、纺纱厂的梭子、电线和灯泡—用它们拼装制作了几盏落地灯。他把这些作品送到当地农贸市场出售，每盏灯售价6元，竟然真有买主，让他喜出望外。甚至还有两家百货商店向他订货;当时百货商店里产品稀缺，连这类粗糙的手工制品都缺货。在家里兄弟们的帮助下，张大中制作了60盏同一款式的落地灯，并全部售出，净赚160元。这让他信心大增—他作为企业家的潜力第一次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不过，制作落地灯的活动并未持续太长时间，销售额就开始下降。张大中意识到，这种低廉的手工制品对顾客的吸引力太有限了。在寻找其他商业机会的过程中，他听说一位朋友所在的研究所里有一批积压的电子元件。张大中向来擅长动手摆弄制作各种东西，在闲散无聊的那些年，他经常帮朋友们打家具、组装晶体管 收音机。于是，他想到用这些电子元件组装音响放大器。他以低价买回一批电子元件，在家里的餐桌上组装了一台音响放大器，然后把它送到一家商店。得到积极反馈后，他随即购置了更多的元件组装更多的放大器。这一次，他一举成功：仅仅一个月，商店就卖出了100台放大器，而这是张大中用一个月的时间组装制作的。订单蜂拥而至，需求量越来越大，很快张大中就无法只利用业余时间做这事了。这正是他等待已久的时刻。1982年12月，不顾亲友们关于千万不能丢掉“铁饭碗”的劝诫，他辞去了供销社的工作。在辞职信中，他写道：“我决定辞职，因为这份工作不符合我的理想。”当时他每月的工资是41.5元人民币。 
　　终于获得自由之后，张大中注册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张记电器加工铺。当时他和妻子住在一间30平方米的两居室里。他再次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工作间，把床搬进厨房，把厨房挪到走廊。他雇佣了几个工人进行培训，并给他们发计件工资。这些工人大多是来自城郊乡村的年轻农民，非常高兴能在城里找到一份每月七八十元钱的工作，所以干活非常卖力。张大中自己则是工作最努力的一个：他监管所有环节，骑着自行车满城去购买质优价廉的元件和模具，阅读所有能找到的专业音响杂志。他非常快乐，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方向，并开始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生活。 
　　到1983年底，北京有50多家商店销售张大中的音响放大器。他月收入达到2000元，在随后的4年里，这个数字又翻了3倍。 
　　为了拓宽业务，张大中开始进入音箱的制作与安装领域。他在北京郊区租了一间仓库，租金很便宜，2000多平方米的场地做制造车间也很适合，只是周围的环境不太理想—车间隔壁就是养猪场。每次客户来提货，车后都跟着成群的苍蝇。 
　　张大中很及时地看到，在北京，制造业远不如销售行业的前景好，利润率低而且资金周转期长。他决定集中精力销售电子零部件和小商品。1986年，他在位于市区中心的灵境胡同开设了第一家商店。店铺面积狭窄，但因为卖的都是像袖珍计算器这样的热销产品，所以仍然生意红火。张大中从广东低价购入袖珍计算器，然后以8.8元卖出，有许多顾客排队购买。不久，他在银行的存款就达到了5万元左右。1980年代，国人把像他这样第一批富起来的人称作“万元户”。按照当时的平均工资标准，这种称呼就像把某人叫做“百万富翁”一样。张大中似乎在转瞬间就加入了富人的行列。 
　　1986年年底的一天，市工商局打来一个电话，让张大中去那儿“坐一坐”。他感到非常紧张，因为工商局有权关闭任何商家。果不其然，他被告知“违反规定”—在同一个人的名下开办了两家店铺。按照当时的中国法律规定，个体户无权开办分公司，因为“连锁”这个词听上去太有“资本主义”的味道了。道歉之后，张大中马上关闭了那家惹麻烦的商店。 
　　幸运的是，一年后，国家的政策就发生了改变，允许建立分公司。张大中说：“你无法想像，听到这个消息，我内心多么百感交集。” 
　　他立刻开始扩大经营。1990年代初，卡拉OK流行于中国的大小城市，尤其受到商人和新富们的喜爱。张大中趁此机会用火车从南方运了整整几个集装箱的卡拉OK机，结果销量火爆，利润丰厚。到1993年，他已经有了100位员工，年销售额达到1000万元。但他并未因此满足，而是准备再做些新的事情。在考察市场的过程中，他注意到，北京所有音响店的规模都比较小，大部分不过十几平方米，很少有超过100平米的，没有一家商店能够满足顾客的所有需要。一个新的想法在他的脑中形成：人们会欢迎一个能够找到所有品牌、所有零配件的大商场出现，这样的购物会更容易也更方便! 
　　这个想法让张大中激动，他决定“做大”。经过一番详细的调查，他选定了店址—北京西边玉泉路上的一家大型购物中心。他租了一个4000平方米的场地，架子上摆满了所有能找到的国内和国际品牌的音响。他把这家店命名为“大中电器”，这个名称第一次被启用。这是一次飞跃，也是一场冒险。不过，残酷的打击很快降临。1993年7月，玉泉路店开张之后，顾客稀少，冷冷清清。此后的半年时间里，营业额始终停滞不前。这家灯火辉煌、产品丰富的商场静悄悄地开着门，却几乎没有什么生意;每天的现金流水连支付雇员和水电的开销都不够。这是张大中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低谷。他一连几个星期都焦虑得无法入睡，整夜整夜地失眠，试图找到解决危机的途径。他甚至考虑过关掉这家店。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张大中笑着说：“如果到了赔不起的时候，我就打算认栽了，撤回市中心，继续开小铺。不过，一想到那些开小铺的小老板脸上的表情，我就觉得丢不起这个脸，这比赔钱还难受!”他决定继续坚持下去。 
　　幸运的是，通过广告和顾客的口口相传，玉泉路大中电器的名声逐渐传开了。半年之后，营业额开始增加。作为中国第一家音响器材大卖场，玉泉路店开始为人熟知。张大中随即扩大了租用面积，增加了更丰富的产品。除了继续经营音响产品外，商场很快开始销售电视机、空调、冰箱等等。新模式取得了成功。张大中和他的团队也逐渐积累了更多的营销经验：他们的广告、促销活动和展台都变得更有创意和亲民。玉泉路商场以其一步到位的购物方式逐步打开了局面，建立起种类繁多、质量可靠、价格低廉、服务周到的好名声。在几年的时间里，商场的面积就扩展为一万多平方米，产品种类多达两万余种。张大中很满意自己终于不再只是一个卖音响零配件的“小老板”了。 
　　升级在其他方面也体现出其重要性。如今，张大中已经拥有了良好的“配方”、品牌名称、丰厚的资本和经验丰富的团队。他已经具备开办连锁店的能力，他也打算这么做。他的公司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2000年，北京地区开办了6家大中电器;2003年，这个数字上升为32家，占领北京市场50%的份额。2004年，分店的数量上升为68家，不仅占据了整个北京市区，而且还延至周边所有县城和3座邻近的城市。其中最大一家商场于2002年在三环路中央电视塔旁边开业，店面占据了一座总面积达两万平方米的楼房，旁边还有同样巨大的户外停车场。自2004年以来，这家商场的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迄今它仍然是中国最大、最赚钱的家用电器店。到2005年年底，大中电器的年销售额已经达到100亿元，是北京地区的行业领头羊。张大中因其良好的纳税记录和在顾客、员工中获得的美誉被公认为一位模范企业家。他当选为人大代表，并在多个官方委员会中担任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