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宏观调控政策是不紧不松，或者说有紧有松，应力求“稳中求进”，“难中有为”。

　　2012年是国际、国内经济政治都颇为错综复杂的一年。世界经济复苏不稳定性上升，主要经济大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更趋激烈，各国的发展难度普遍增大。我们认为，2012年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以下几个方面走向，尤其值得关注。

　　自主增长、扩大内需、尤其扩大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但实际运行仍可能是投资需求成为“热手”。高层领导很期望尽可能不要像过去那样主要依靠政策刺激来推动经济增长，并争取2012年成为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转变的发力点，即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三驾马车”协调拉动，尤其是通过消费内需来拉动增长的关键点。如能如此，说明中国经济真正开始了较为健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开始起基础的主导作用，政府行政的政策起辅助的调控作用，经济运行以“自主增长”方式发展。这是人们企盼的理想，但也是需要长期努力的。

　　中国经济总体上讲，应长期保持“稳中求进”，否则是不可想象的。“不稳”，不会有“进”；“不进”，更谈不上“稳”。因此，投资、出口、消费三大市场需求拉动力，中国是一个都不会放松的。但在不同发展阶段和国内外不同经济形势下，其侧重点会有所调整。

　　由政策刺激为主转为自主增长，由重出口、重投资拉动为主转为消费需求拉动为主，是十分艰难的长期过程。2012年能否成为这一转变的关键点，更尚待观察，难以乐观。从2012年国内外经济形势来看，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中，出口受外需市场低迷、汇率升值、成本上升过快等影响，预计处于下行状态；消费在汽车、家电两大消费热点减退的情况下，又缺乏新的增长点支撑；因而，投资很可能仍然成为2012年抵消出口、消费两大需求缺口的最现实选择、最重要抓手。

　　2012年国际经济趋向下行风险，国内经济发展难度增大，因此，应力求“稳中求进”，“难中有为”。“稳中求进”意味着宏观调控政策由2011年的“稳物价”取向，转到2012年的“稳增长”，或者说2012年的宏观政策取向主要是“稳增长、控物价”。稳：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物价水平和社会大局稳定；进：转变方式、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上有进展。看来，今年宏观调控政策是不紧不松，或者说有紧有松。

　　所谓不紧，即2012年宏观调控政策，主要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可能要比2011年松一些，为经济提供发展动力和条件，因而会增加银行贷款额、积极调低存款准备金率甚至有可能会灵活性地加减保增长的政策力度，并采取针对性手法，着力救助中小企业、微企业，以避免倒闭潮而冲击经济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但是，前几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投放了巨量货币，加之面临国际输入性资本，总体上流动性已经过大，通货膨胀压力仍然不小，更宽松的调控空间余地并不大。

　　所谓不松，2012年比2011年会松些，但比2009年要紧些。2009年，为抵御全球金融海啸，2008年底推出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经济计划，2009年银行新增贷款暴增至9万6千亿元，从而造成流动性过松过大，银行的呆坏账风险增加，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以及高通胀和高楼价等后遗症。因此，目前只能“稳中求进”，保持不紧也不松的稳健货币政策，并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态势，有可能会采取更松一点的财政政策，有针对性地促进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2012年如果欧美经济下跌对我出口及消费造成冲击过大，不排除会灵活地加减保增长的政策力度。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稳健发展虚拟经济。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不应忽视实体经济，大国更是如此。否则，经济发展就会“根基”动摇，虚拟经济便成“空中楼阁”。然而，现代经济既离不开实体经济，也不能没有以金融资本为主的虚拟经济。现代经济是现代实体经济与现代虚拟经济的统一体，谁也离不开谁。现代经济是以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现代科学技术和建立在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基础上的现代金融文明为基本驱动力的。2012年，高层决策强调要加大对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而对房地产和金融资本市场发展，或继续保持调控力度，或强调稳健发展，以防范资本、房产市场风险。

　　2012年将推进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支持小、微型企业发展，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在部分生产型服务业领域将开展增值税试点，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和房产税改革试点，并将研究制定住房保有、交易环节税收改革方案。还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改革资源税制度，推进环保税改革，一些大量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可能被纳入消费税或环保税的征收范围。2012年将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大力发展外汇市场，丰富外汇产品，会加大积极培育面向小、微型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机构力度。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将深入研究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至于年内能否正式出台，有待观察，也不排除出台某些方面局部的收入分配的改革方案。

　　可能的经济风险。中国经济的难题，总体上讲主要是自身问题。2012年或说未来一个时期，人们尤其要警惕三个“十万亿”可能引发的风险：

　　首先可能会爆发出来的问题，是高利贷市场和银行表外资产泡沫破裂的危机。像两年来很多金融机构追逐高风险资产一样，国内许多投资者也同样在追逐高风险资产(高风险投资品).2010年以前是追逐房地产，2011年以来则是追逐高利贷。高利贷市场和体外循环的资金量到底有多大规模？银监会曾经预计大约在3万亿一4万亿元之间，但真实的数据有可能翻倍，加上银行高息理财产品3万亿—4万亿元(银信合作等表外资产)，约10万亿元的估计也许还是保守的。前段时间，一些放或(用)高利贷的老板纷纷选择“失踪”、甚至跳楼，这是扭曲的高利贷市场击鼓传花“游戏”鼓声将停的信号。一旦波及整个面上，引发的经济社会风险是难以估量的。

　　其次可能爆发的是房地产贷款坏账的集中发酵。目前看来，我国房地产价位未来下跌可能性极大，或者可以说已成定局之势，有的机构甚至预测跌幅可能超过3 0 %。如真这样，不少房地产企业，尤其是靠借入高利贷维持经营的房地产企业，将无法承受如此重压，而一旦资金链条断裂，连锁反应将不仅仅限于房地产和金融机构。目前银行业直接对房地产相关企业和个人的贷款大约9.5万亿元，按银行业内人士的分析，其中大约3 0 %可能成为坏账。有人认为哪怕房价下跌5 0 %，银行业也能承受得起。但剧烈的下跌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同时还将严重冲击房地产业之外的其他各行各业，社会风险更不可忽视。

　　第三个十万亿可能引发的风险，就是地方融资平台。据审计，到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2万亿元。尽管其中有51. 15%、共计5.48万亿元，是2008年及以前年度举借和用于续建2008年以前开工项目的，但地方政府目前的情形是：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打算按期还钱，而且也很少有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力还钱。现在市场业界人士高度关注的“3个10万亿”，即10万亿银行体外循环资金、10万亿房地产信贷、10万亿地方平台贷款中，后两个10万亿都与土地和地方政府有密切关系。随着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持续和土地财政模式的瓦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将会普遍困难，更何况一些地方政府财政目前甚至已处于严重困难境地。如果地方政府违约现象大量出现，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将会再次凸显。显然，这对国内的银行体系会造成很大威胁，还会严重动摇市场信心。

　　因此，尽管2012年外部经济形势严峻，但其实国内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大于外部问题，尤其是地方财政困境很可能引爆系统性金融风险。实体经济出问题也许是一种慢性病，财政金融出问题的话，那是一种急性病，而且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比较现实的严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