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欧盟与各国的“碳税之争”正酣，让不到一个月前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7省市启动碳交易试点的话题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
据了解，在国家发改委批准的试点名单中，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榜上有名。这一名单释放出的信号显而易见，即我国在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背景下，为今后“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进行探索。
试点意欲何为？
尽管碳排放交易在全球，尤其是欧洲，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在国内，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实行强制减排制度，碳交易还较为清淡。
北京市环境交易所总裁助理毕建忠告诉记者，碳排放交易最早始于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紧接着，2001年，作为先行者的欧盟率先启动了碳排放交易，之后，在南非德班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引起了全球对碳排放交易的关注。中国正式提出碳排放交易是在“十二五”规划中。
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通过全社会的努力，我国实现了单位GDP能耗下降19.1%、节能6.3亿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5亿吨的目标。“十二五”期间，我国又确定了“单位GDP能耗下降16%、碳强度下降17%”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除继续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之外，还将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探索运用市场机制来实现节能减碳。
毕建忠表示，中国把开展碳交易试点作为“十二五”期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项重点工作，是基于一种共识：高排放、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经不适应我国的发展需要了。提高单位GDP效能将成为新的发展目标，单凭搞税收、关停并改不行，碳交易这种市场化的方式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已经在碳排放交易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早在2010年，中国就在五省八市启动了低碳试点工作，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碳发展模式。而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更是在3年前就已成立并开展自愿减排交易。上海举行世博会期间，万科馆等一批展馆都参与了自愿减排交易项目。
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的核心驻场会员及国家第三批备案的专业环保节能公司，其董事总经理朱伟卿十分看好七省市碳交易试点的启动，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构建标准化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已到了势在必行的阶段。试点将促进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形成，以较低成本实现2020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为建立国家级交易平台做准备及探路。
而对于入围的七省市，朱伟卿认为是出于经济发展的成熟度来考虑的。从目前状况来看，这样的选择是可行的。因为就上海而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早在世博期间就已经做过相关的自愿减排项目，已经有一定的经验。而且，为完成2020年的减排目标，国内进行碳交易是必然的趋势，加上国家的大力政治力度的推广，先从重点企业开始实施减排目标，通过合同能源管理公司，比如宝碳，对企业进行节能减排，通过碳盘查和碳披露，进行自愿减排碳交易，难度不大。
毕建忠对此也有同感。在他看来，试点是在为全面铺开做准备，各地可根据自身情况，各自出发，经过一两年的摸索，总结出适合全国的统一的模式。
肥肉还是浮云？
中国发展碳排放交易，不仅是形势所迫。很多业内人士分析称，碳排放交易试点的启动将有望推动国内碳产业迎春。朱伟卿就表示，随着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水泥等高耗能产业的生产成本可能会有一定幅度的上升，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费比例有所下降，而低碳产业却有望因此受益。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测算，2008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为69亿吨，占世界排放总量的22%。另据有关专家测算，到2020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接近100亿吨，有可能占世界排放总量的33%。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只承担自愿减排的责任。
不仅如此，中国还是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最大的卖方。全球碳交易活动最主要依据《京都协定书》规定，允许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去购买一部分减排量，用于抵消规定的指标。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可提供的CDM项目(清洁发展机制，即主流的减排交易项目)占到世界总需求的50%以上，截至2011年三季度，中国获签发CER(核证减排量)数量超过4亿吨，是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最大的卖方。但目前中国CDM项目主要“出口”，国内市场几乎为零。
朱伟卿甚至觉得，未来碳产业的发展将不亚于石油市场。如此乐观的不止朱伟卿一个。在2011中国国际气候变化论坛上，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就曾表示，目前气候问题在全球已经演化为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而全球碳排放交易量到2020年预计将达到3.5万亿美元，或超过石油市场成为第一大能源交易市场。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乐观主义者。在国内，就有人质疑，北京、天津、上海三大交易所成立至今，没有一桩交易完成，前景堪忧。对于这样的传言，北京市环境交易所总裁助理毕建忠表示，目前，国内的碳交易的确不是很活跃。这是因为，一来，碳交易市场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市场，是基于需求的，需求是来自政策的，而我国目前还是非强制性减排国家；再者，从企业的角度而言，企业对碳排放的热情还不太高，国家对企业还没有明确的减排要求。
据毕建忠介绍，企业参与碳排放交易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CDM机制下的碳排放交易，一些节能改造企业、新能源企业和能效企业，能借此获得成本和收益上的提高和增加，因为参与度较高；另一种是企业自愿的方式，这主要是一些企业从企业社会责任和信誉等角度自愿购买一些减排指标。“因此，从战略上讲，碳交易排放试点将引导一种发展的方向，但其对于整个碳产业的带动及发展，尚需时日。”
中创碳投有限公司战略总监钱国强也表示，针对中国的碳交易试点，目前不必预设太多的假设和结论。当前，各试点都在对相关碳交易的实施方案进行设计，相关方案设计是否合理，将通过试点运行得以检验，成功的经验将会向全国推广。碳交易机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体系，无论是机制方案设计还是具体运行的管理都是这样的，对试点必不报太高的期望，因为试点本身就是在摸索，应该容许犯错误。中国只要政府有决心推进，早晚会取得成功。这对中国向低碳转型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也孕育着巨大的市场机遇，相关行业应当提前做好准备。
破题从何下手？
尽管七省市试点是国家发展碳排放交易的又一重大举措，让业界为之一振。而在实际的操作中，中国的碳排放交易还有很多难题和阻碍亟待破解。
北京市环境交易所总裁助理毕建忠表示，碳排放交易是一种高端的市场交易形态，需要具备很多条件，包括健全成熟的诚信体系、监控监测体系和法律法规体系等。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碳排放交易要先从试点做起的原因，如果试点成功，就可以由此推广到全国，如果失败，则可能放弃。
毕建忠认为，要实现“十二五”的碳排放交易目标，需要先具备几大前提。首先是人大的立法和政府的相关法规的制定；其二是减排总量的设定和控制；其三是将碳排放量公平、合理的分配到企业；其四是第三方的MRV监测体系的建立；此外还要有行之有效的处罚措施和公开、公平的交易环境。其中，第三方MRV监测体系的建立是最大的难题。
据毕建忠介绍，因为第三方监测机构是市场化的，我国这方面的机构在技术、权威性等方面还有待提高。这就为有些想讨巧的企业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企业可能会想尽办法，收买或干扰第三方机构的公平公正，最终导致公众对其的不信任。
此外，从国家层面而言，发展碳排放交易是一种国家行为，而具体的参与者是企业。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碳交易很有可能加大企业负担。对此，朱伟卿表示，多数试点省市均在过渡期内为重点行业设置了“免费配额”，先参与试点的企业可以有充足时间进行技术改造，今后碳排放配额用不完时，就成为碳交易的“卖方”，并从“买方”企业获得收益。对于节能空间大，又能超额完成节能目标的企业是利好的，可以通过碳交易获得“额外”的收入。
朱伟卿还表示，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首先先要树立一个节能减排的责任心，其次需要政府的推动，最后需要市场经济的刺激。中国碳市场现在还在酝酿当中，对于企业需要先做好准备，包括明确国内碳市场的时间表：可能先形成的自愿减排标准(2012~2013年)以及稍后的强制减排(2015年)可能在2020年与国际碳交易接轨，与相关单位合作开发国内方法学；以及大力开展合同能源管理节能减排项目等等。中国现在已经开始试点碳排放交易，这对广大中国企业而言是个很好的开始。
来源：孟妮 国际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