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章：收诊】

　　温州,止血33天

　　文/本刊记者 田倩平

　　10月11日8点40分,在结束扬州三天的行程之后,我们按计划到达温州。

　　尽管尚处于全国乃至世界舆论漩涡中心,这个城市依然保持着它固有的惯性和节奏,处处彰显着掩饰不住的高调和享乐气息:从火车站到鹿城区人民西路的这段路程,灯火辉煌的高档娱乐会所和洗浴中心生意兴隆,人流如织;在奢侈品牌集中的温州财富中心,兴致盎然的买主络绎不绝......看上去的井然有序,令它比外界想象的要波澜不惊。

　　但无处不在的细节还是透露出了一丝危机残存的蛛丝马迹。留心观察,你会发现,马路上可见的顶级豪车要比以往少了许多,劳斯莱斯、兰博基尼几乎难觅踪迹。据的士司机讲述,车子基本都“被拿去抵押,进了二手车市场了。”这个在温州开了7年出租车的外地小伙子,带着些许幸灾乐祸的语气告诉我们,“温州人虚荣好面子,买豪车就是为了炫耀。现在车都卖了,情况还能好得了？大部分人都是在死扛,全指着上边(政府)的消息呢。”

　　期待政府救市,确实已然成为了当前许多深陷高利贷危机企业和个人的普遍期望:在信泰危机爆发伊始,就有温州老板预计,中央政府一定会救温州,因为“温州是改革开放的一张名片,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典型。温州如果陷入危机,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的心理都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事实也确实如此。为了避免温州危机引发蝴蝶效应,中央政府随后迅速出台了应急措施,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仅一个星期后,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即出台“国九条”,在金融、财税方面给予小型和微型企业政策支持,主要针对温州危机。10月20日,财政部再次下发了《2011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

　　与此同时,温州的“救市”动作也勃然而兴。温州银监局在与浙江银监局沟通后放宽了票贷比标准,票贷比从30%增加到50%,相当于增加了1000亿的信贷规模;此外,温州各家银行积极向上级申请信贷规模;10月14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动员大会后,一场名为“双百”行动的大规模扶持企业措施正式推出;10月19日,温州市政府开始出面,帮助信泰重组......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政府已经对温州问题给予了足够关注。然而,过多的关注不一定会带来最优的结果。

　　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是此前温州普遍蔓延的政府救市预期。近年来,温州企业家实业精神日渐淡薄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有些商人对投机业务的热衷已经远远超过实业经营,甚至发展成典型的“赌徒心态”:信贷危机之前,他们将赌注压在了房地产和高利贷上;危机爆发之后,则是完全寄希望于依靠政府介入来摆脱困境。然而,市场经济的规律告诉我们,如果企业的预期永远是冬天不会来临,或者冬天来临时有人救助,企业违反市场规则的道德风险就会变得异常之高,整个经济的问题也会非常突出。作为完全自主的市场主体,任何一个企业,都没有资格在危机出现之后,要求政府动用公共资源为其不负责任的经营决策进行救助。

　　许多伴随政府积极救市产生的其他现实问题同样突出:在产业空心化颇为严重的温州,如何保证救实业,而非助投机？最迫切需要解救的中小企业,是否能切实享受到政策荫蔽？完全市场化行为带来的问题,最终由政府救市是否妥帖？目前都不得而知。

　　温州危机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起了成本的大幅上升,资产产生大量泡沫,导致实体生意越来越难,投机越来越红火,最终误导了经济。对此,政府应该承担监管导向不力的责任。但政府毕竟不是市场主体,此次牵连甚广的高利贷危机,不可能仅靠融资就获得解决。单纯的融资不仅不能消除投机行为,反而可能使经济更不健康。

　　把钱花在最需要的地方,是赞同救市者的普遍期望。但在产业空心化颇为严重的温州,“输血”资金到底是被用于拯救情况危急的中小型实业,还是继续投机炒作,是对于救市政策的另一个担心。从我们搜集到的反馈效果来看,某些担心似乎已经成为现实:10月11到24日,从第一波救市政策出台开始,陆续有参与调研采访的中小企业经营主表示,资金链紧张,融资渠道不畅等迫在眉睫的问题在他们的企业里,并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而此前银行有关“不抽贷,增加授信额度”的承诺,执行也不到位;此外,担保公司业务仍处于暂停状态,企业经营环境实质上并未好转。依靠政府扶持顺利进入重组程序的也仅是信泰这样的大型企业——尽管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应该感谢信泰最终撕开了信贷危机的遮羞布。

　　截至本月底,距9月28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稳定规范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已过去33天。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0月4日提出“一个月之内解决问题”的大限也越来越近。在大部分媒体的热情已经转移至周边台州、嘉兴和义乌等地的同时,有关彻底解决温州危机的路径方向依然不明确。

　　而这场历时半年,几乎导致温州经济大出血的群体性高利贷跑路事件,却已在频频出台的救市政策刺激下,演变出新的问题。尽管此前已有分析人士认为,政府此番出手,只限于温州,同样的救助模式可能不会运用到其他地方。但事实上,在救市基调下,一轮针对微小企业的“定向宽松”已在发酵中。虽然这种定向宽松,未必会对大的经济形势产生影响,但必定会强化企业对政府的依赖。而且这种针对中小企业的“定向宽松”是否会使仍高企的CPI再攀升？是否会再次产生“四万亿”效应？目前还无法确定。此外,许多中小企业在政策上的落空,一定程度上已经使个人、企业、银行之间的信任危机仍在蔓延。随着传统年关越来越近,温州很可能面临又一波冲击。

　　仅仅33天,显然无法完全解决已经在温州积累多时的各种复杂问题。政府的及时出面,只是阻止了可能进一步蔓延的高利贷跑路现象,许多涉及温州经济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更充裕的时间和更全面的解决方式。眼下这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对措施更像简单处理伤口的止血急救,而非针对“温州病”的根本医治。此前,温州市政府也坦承,短期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应急政策,稳定民心,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但长期来看,建立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加快推进地方金融改革才是正道。

　　这固然是一个解决之道,但对于缺位已久的温州政府来说,金融监管是比实体经济更复杂的体系,如何定位自我角色,同时避免温州模式前30年的弯路,同样是个挑战。而对“温州模式”的彻底诊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已经突破了单个区域性问题,通过这个样本剖析,可能为中国未来更多区域发展找到出路。毕竟,它折射出的是整个低端加工产业面临的问题,不仅暴露了温州模式过去30年的体制性弊端,更反映出当前整个民营经济面临的困境。

　　除了金融改革试验区这条路,我们认为,现在更多应考虑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使得资源配置更优化,朝着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方向走下去。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怎样将救助与经济调整、产业升级、结构转型结合起来,真正形成一批代表未来温州核心竞争力,奠基“新温州模式”根基的优势产业和企业,这才是未来温州前进的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温州病”的全面救治,现在才刚刚开始。

　　【第2篇章:常规检查】

　　“温州模式”下的实业突围

　　作为“市场经济发祥地”的温州,目前共有30多万家中小企业,生产了全国10%的服装、20%的鞋、65%的低压电器,以及全球80%的金属打火机。温州制造曾是中国制造大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如今,许多曾经红极一时的实体企业,已经挣扎在生死线上。

　　根源无疑是温州企业的“老旧模式”——温州大量企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增长方式落后,处于产业链最低端。从2001年开始,温州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一直位于浙江省最后的方阵,产业结构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而许多从实业逃离被用于担保、放贷的资本,很多就是从眼镜、皮革、服装、打火机等传统支柱产业撤退的。产业结构落后被动,实业生存举步维艰,已经成为温州模式的“阿喀琉斯之踵”。

　　但正如开篇所分析的那样,衰落并不意味着已经走向末路。尤其是对于已经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弄潮20余载,产业集群获得充分发展的众多温州传统支柱企业而言,挑战必定孕育着新机遇。而且,对于依靠传统实业起家的温州而言,从泡沫破灭的幻觉中清醒之后,回归实业经营,主观上并不会存在任何困难。而在打通任督二脉之后,那些昔日英雄依然有可能创造再一次的辉煌。

　　围绕这个思路,我们选取了5个对于温州经济而言,最关键也是最典型的5个产业进行常规检查,这其中,有已经走向衰落的打火机行业,也有处于徘徊之中的服装、制鞋企业,还有突破 “温州模式”窠臼,试图走上内生增长路径的工业电器和金融投资业。我们期望通过各行业领军企业的个体尝试,为整个温州模式的群体突围,提供些许有价值的经验借鉴。

　　政府“相对缺位”,对于长达30年的封闭计划经济,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开明之举,但是,时过境迁,过于放任的“自由经济”,难以保证温州经济的持续辉煌

　　文/杨国英

　　当下温州企业的困境,高利贷仅是最后一根稻草。隐身于高利贷背后,更为本质的因素,却是创业要素成本的企高、产业升级的迷茫,以及地方政府的相对缺位。这些阻碍温州经济前行的瓶颈,仅须与“苏南模式”样本的苏州进行比较,其弊端就会一目了然。

　　苏南模式最初以乡镇企业、集体经济为主,发展到现在就是以外资大量进入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如苏州、昆山等地。

　　就创业要素成本的企高而言,虽然温州在工业土地、电价、水价、税费等方面,并不比苏州高出许多。但食品价格、房价等隐性的创业成本,温州却高出苏州一大截,其食品价格高过苏州近30%,商品房均价更是早已突破两万元,高出苏州逾一倍。其创业资金成本之高,更令苏州望尘莫及。

　　再论产业升级的迷茫。苏州早于10年前即已布局高端装备、新型平板、智能电网等新兴产业,其利润现已占到规模工业的40%以上,而这些产业温州企业近两年才开始涉足,且参与的规模和深度均不可同日而语。此外,作为产业转型标志之一的专利申请量,2010年温州才刚刚破万,仅占到同期苏州专利申请量的15%。

　　在地方政府层面的筹划方面,温州要比苏州逊色许多,苏州早于2004年前后即启动“腾笼换鸟”战略,以为当地企业的转型、升级挪腾空间,而温州在这个环节上却明显言急行缓。再以基础设施的投入比较,近10年温州在基础设施上的总投入,仅占到同期苏州的1/4。而就产业园区规划的前瞻性,以及助推其成长而言,温州更是被苏州落下许多,现今为止国家级开发区温州仅有1个,而苏州已多达8个。此外,苏州早于2007年就已成立百亿规模的官办创投,以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到高新企业的创建和发展之中,而温州却迟于去年才设立5亿规模的官办创投基金。

　　温州政府“相对缺位”历来作为“温州模式”的灵魂受到推崇,这种大胆放手的“政府缺位”,对于长达30年的封闭计划经济,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开明之举,亦极符合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温州也因此成为全国“自由经济”的圣地,“温州模式”的关健释义亦由此而来。

　　但是,时过境迁,过于放任的“自由经济”,难以保证温州经济的持续辉煌。在温州民营经济引领改革开放20年后,随着全国各地普遍的开放搞活、招商引资,“温州模式”的优势不再彰显。

　　2000年前后是温州经济下行的节点,其时为了平缓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央政府陆续推行了国企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并于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2005年2月发布《非公经济36条》。这些政策的全面实行,直接引发了直至200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市场机制之于全国已没有边界,温州过于放任的“自由经济”亦不再具有任何制度优势。相反,在这一轮经济赛跑中,温州经济的增长速度已大为逊色,其GDP增速仅为10%左右,与全国GDP的平均增速基本持平。但在2000—2008年的经济增长周期中,苏州的GDP平均增速却高达15%,超出温州一半水平。

　　温州与苏州在“国富”层面差距的持续扩大,在“民富”层面优势的持续减少,与其实业之根的日渐悬浮有关。而这种实体经济的扎根不深,一旦遭遇从紧的货币政策、大幅减少的外需、持续上升的生产成本,必然会难以为继。与苏州迄今已有年产值逾百亿的企业高达100家相比,温州尚不足10家,而年产值过千亿的产业集群,苏州已有近10个,而温州仅有1个。

　　缺乏大型企业、产业集群支撑的温州,在本轮欧美债务持续所导致的外需大幅减少,以及通胀高企生产成本加剧之下,必然会选择匆促突围。当这种突围方向迷茫的心态,一旦与温州老板普遍的投机心理、当地官权谋利的冲动相结合,则“满城尽是高利贷”的闹剧必然会发生。(作者系财经评论员)

　　金融科

　　温州不需要被救

　　温州问题只能依靠市场智慧,而不是政府救济。民间金融不能始终停留在做生意的阶段,要学习做公司,有长期经营战略,公司治理和财务透明度

　　文/王巍

　　这次信贷危机引发温州模式突然再次被关注。但一如以前,还是从负面的角度来关注。

　　至少在我看来,温州模式是非常成功的。温州产生了巨大的中小企业群体,创造了无数优秀商品的品牌,温州商人和生意走向了全世界,而且温州商人的抗风险能力极强。这么多年来,宏观经济一有风吹草动,各级政府和传媒都喜欢到温州抓典型、找问题。但是,每次调整一过,温州又迅速发展起来。抗风险能力已经成为温州重要的竞争力。

　　而我至今仍然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温州在全球各地可以获得成功却在中国经常是负面的典型? 温州模式给全国中小企业最丰富的创业和成长经验,为什么总是在低潮时期被批评被打击? 温州在政府眼里到底是好模式还是坏模式?

　　这其中,不得不谈的就是民间金融。

　　一直以来,民间金融都处于长期被忽视被打压的地位,但现在我们需要从更高的层面来讨论民间金融。金融不过是一门生意,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浙江中小企业能成为全球奇迹,温州民间金融功不可没。但由于政府对这门已经存在几百年上千年的生意进行封杀,生生把一门正经生意变成了非法。八十年代清理民间融资时数量在二十多亿,政府打击了二十年,结果现在到了几千亿,甚至上万亿。打击这么多年却越打越大,逻辑上证明它是好东西。

　　有关民间金融扰乱金融秩序和放高利贷的诟病,我认为应当由当事人来判断。以我二十多年的金融从业经验来看,真正扰乱中国金融秩序的是中国的国有金融机构——利率是根据政策不是市场规定的,从老百姓收集的社会资金本来都是公共资源,却都投向了政府项目,造成了十几万亿不良资产。四大银行本来已经技术上破产了,但可以通过剥离不良资产,注入外汇储备和包装上市来华丽转身,变成优秀银行。过去几年,中国的中小企业一直亏损严重,而中国的银行业却更赚钱。当一个金融机构口口声声为客户服务却始终旱涝保收的时候,这可能才是真正的高利贷。

　　我四年前曾与中央银行一起专门考察过温州地下钱庄。我认为,温州才是真正金融家的土壤,市场定价,市场选择行长,市场淘汰机构。可惜,没有给环境让他们合法公开经营,从而发展成为真正的银行。这次危机,有人说温州可能得到六百亿的注资。我相信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只要允许按国有银行一样剥离不良资产,同业互注资金,给上市的机会,这些民间金融机构将是非常健康的。

　　我们应当客观评价民间金融。三十年前的改革需要一批有视野能担当的精英们高层设计,依靠改革政策推动基层的变化。现在,市场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应该自下而上低发动,市场智慧远比政府智慧更重要。温州问题只能依靠市场智慧,而不是政府救济。民间金融不能始终停留在做生意的阶段,要学习做公司,有长期经营战略,公司治理和财务透明度。

　　温州目前需要一个良好的舆论和政策环境,无论学者、传媒,还是主流金融业,都不应妖魔化温州。中央更应提出具体措施,而不是空洞的口号和政策,也可以建立重组基金来支持重组公司。中央可以给四大银行注资帮助重组,民间企业没有这个条件,但可以在地方政府层面上建立一些重组基金。公司有了头寸问题,只要不是破产就应该机会重组,而不是逼迫它破产清算。通过强制执法来清算这些有问题的公司,实际上是再次剥夺。另外,中央可以斟酌一下,能不能允许建立中小企业银行,例如给温州一个实验的机会,允许它建立十个小银行与大银行竞争试试。

　　温州不需要被救,温州可以自己渡过困难,而且,如果温州能有机会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战胜危机,给全国中小企业一个模式,那就不是全国救温州,而是温州救中国了。(本文根据作者在全国第十二届担保年会上演讲的部分观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