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来以金融立国。表面上看是世界金融创新的发源地，但在本质上也是典型的金融保守的大本营。从格林斯潘到伯南克，都是货币政策的保守者；从克林顿的财政盈余政绩、小布什主政通过的萨班斯法案和坚守金融分业监管、到奥巴马的强化监管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都是典型的金融保守决策行为；甚至索罗斯、罗杰斯和巴菲特等金融巨子都靠坚守金融底线才保持成功。而像雷曼和曼氏等碰得头破血流的投行，均为超越底线、过度投机的激进者。

　　真正的创新是以金融保守为底线，以杠杆适度为界限的理智行为。凡保守底线的金融创新才能成功；而不适时宜的固步自封和无所作为，也会阻碍实体经济发展。实际上，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在金融保守底线上取得的成果，而一旦超越失控，则形成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因此，我们所处的多重危机时代，迫切需要长期缺位的金融保守恢复应有的地位。当然这与提倡保守主义与金融压抑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如果说20世纪是金融创新过度的时代，那么21世纪将是金融保守归位的时代。从这一意义上讲，长期看好金融保守，应成为所有决策制定者、金融从业者和企业家急需形成的共识。

　　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金融海啸和债务危机是金融底线失守的结果，欧债危机也是追随美国虚拟经济过度创新吞下的恶果。随着欧洲部分国家领导人的技术官僚化，收拾旧残局的攻坚战和回归金融底线的持久战新格局正在形成之中，可以预见，在很长时期内，欧盟将成为金融保守的重要领地。

　　2. 在混乱中保持清醒：领导统御的反思

　　在欧债危机爆发初期，敏感的经济学家提出世界将进入十年混乱。然而，混乱在何处？如何在混乱中保持清醒？金融中心的领导统御者不妨在如下方面引起反思：

　　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反思。应当清醒地看到，近十年来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与外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美国正在新兴国家崛起和西方发展相对停滞的状况下维护其领导权杖，维系其全球金融中心地位。新兴国家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成为第二个华尔街。找不准自我定位，将在十年混乱中付出沉重的代价，其中最大的代价是错失正确定位而贻误的战机。

　　国际金融知识体系的反思。多重时代的一个显著危机，是经济学和商学院知识体系的危机。越来越多的现实证明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和滞后性，用别人的钱赚钱而不承担责任的某些商学院传授的知识理念，仍被不少缺乏批判能力的青年职业经理人奉为圣经至宝，严重腐蚀了社会的信用底线。某些国际金融认证体系中的缺陷，更是助长衍生品泛滥的工具。而对这些危机的无知则是最潜在的危机。

　　主动金融战略的反思。2007年，笔者在主动金融战略中提出了“四定原则”，即新兴国家要参与定规则、定产品、定价格、定人才。近五年来，发达国家定规则、新兴国家被规则、发展中国家守规则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的改观。在未来十年混乱中，更应保持冷静、韧劲，内化主动金融能力。否则将难以驾驭金融格局，掌控必要的制规权和定价权。如近期一些国家“去WTO”的思潮与暗流是值得警觉的，这似乎预示新的贸易保护联盟和不合理的贸易金融准则或将出笼。

　　3. 坚守金融保守：中国改革与创新底线

　　中国有13亿人口，是社会发展和金融创新的巨大动力，同时也是金融风险的巨大隐患。数学上的概率，一旦进入13亿人口体系，就会从小概率扭曲成“大概率”(绝对量)，从而成为各种风险的集聚点，尤其是金融领域。所以在中国的财政金融决策中，应该充分估计到“大概率”的风险度，审慎坚持金融保守底线，这是中国经济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领导统御的重要特质。而目前我国在金融保守方面存在着三个严重的缺位现象：即决策缺位、地方缺位、民众缺位。为此，我国在金融中心发展与改革创新中应坚持金融保守底线的三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