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债危机和英国骚乱的演进，国际经济增长前景落入二次探底的阴影。国际大环境的笼罩下，国内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判断也出现分歧，中国会继续保持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一枝独秀的态势，还是会陷入衰退的泥淖？与这些分歧对应的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进入观察期，8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做好防范风险的准备，此前多次提及的“要继续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并未出现。

    危机的压力似又来临，但感觉离上次经济过热和衰退却不久远。2008年的衰退就在眼前，三年未到，我们又踏在选择的原点：经济两难的局面可能再次来临，决策者或将重新面临当时的政策选项。25年前，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阿甘正传》中有一句名言，“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中国经济同样如此，虽然宏观调控政策使用了一大把，但施政者和局中人完全不知道政策的结果会怎么样，经济像过山车式的上上下下。

    从数据上来看，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定程度的滞胀局面：通胀压力持续高涨，7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冲上三年来的新高，达6.5%；与此同时经济增速的放缓，工业增加值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回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依靠出口的反弹，但在恶劣的国际形势下，尤其是发达国家失业率持续高启的情况下，增速潜力无法期待。

    令反通胀的人们纠结的是，此前经济形势尚且良好的时候，宏观政策就在反通胀和保增长中徘徊不定，经济一直在负利率中前行，要素市场扭曲严重。如今在衰退的可能性加大的环境，政策之刃可能将无法顾及通胀而将重心集中在保增长身上，这将进一步加大经济结构的扭曲程度，经济增长的前景可能更加不妙。

    近年来的经济运行中宏观调控出现颇为频繁，但经济的波动周期与幅度较十年前却更快、更大。宏观调控的关键在于预见性的逆周期操作，但这并不容易，在市场成熟、政策传导机制完善的美国都不能完全做到预见性和逆周期操作，更何况市场、体制尚不成熟的中国。而宏观调控如果没了预见性，就必然会成为随行就市的顺周期操作，其后果必然是加大了宏观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加快了经济周期的波动速度。有理由怀疑，正是因为变化无端的宏观调控政策使得经济周期迭宕起伏，并且使周期振荡更显剧烈。

    政府救经济，自然是有成本的，但政府决策时往往对此避而不谈。2008年开始的经济刺激计划，信贷迅速扩张，运行到今天，除了已经预警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十万亿地方政府债务披露以外，估计还有同等规模的国有企业的银行信贷债务。这些都可能成为炸弹，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财政包袱。除了这些显性成本以外，隐性的社会成本更为惊人。这两年，为了提振股市，政府更动用了社保基金进入股市托市，在经济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其收益率完全无法保障，这已经不仅仅是负债的问题，而是关系数亿人口未来养老保险金的安全保障。

    近些年来财富差距逐年加大，最明显的就是奢侈品市场日渐繁荣，名宅豪车的买主比比皆是，并且持续扩大。与之相对的则是低收入群体的窘境在货币贬值的大趋势下日益加剧。客观地说，宏观调控所带来的要素市场、经济结构的扭曲已经成为决定当前收入分配扩大的最重要的因素，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除此以外，还要考虑为了大干快上，短期巨额的投资的背后必然是快工程，项目的科学性、安全性等根本无法保障，近期发生的“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已经用血的教训给出警示，其带来的社会稳定障碍、政府信用透支等危机，将持续不断地让决策者头痛。

     此外私营经济近几年的发展也颇为艰难，宏观调控要起作用，就要有大量的受政府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出钱出力，因此过去几年宏观调控兴旺发达的同时，也是国有企业光鲜的时代。但细究起来，国有企业的光鲜，其支撑因素就是扭曲的要素市场（低廉的资金、土地）和垄断的地位（紧缺的行业准入许可资格），并非技术与管理方面的改进，这使得他们总是以赚取稀缺资源的经济租金过日子，其根本还是私营经济贡献的利润。但持续的国进民退，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国企赚越来越少的私营企业的经济租金，长期以往，经济将毫无活力。当前的经济中越来越多的实业企业投入金融、赚“快”钱，就是这一现象的表现。

    有一种“共识”认为，我们必须要保证经济以8%的速度增长，快速的经济增长可以消化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新增劳动力等。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增长模式成本惊人，是以压低人命价值等手段为代价的，不仅有效率损失，更催生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也是维稳费用逐年增长的原因。扭曲要素的经济增长还意味着一般居民的收入会被压制，其后果必然是抑止消费的，内向消费型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无从谈起，经济模式不断的自我强化。与其如此，为何不将增量增长改为存量调整的思路呢？消除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扭曲，其结果将逐步改变目前投资、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可不断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使其有效的转化成消费，以完成经济结构、增长模式上的转型。在这期间，哪怕经济增长速度略有降低，其损失亦可逐步的由消除结构扭曲带来的收益补足。

    基于此，我们认为，宏观调控要考量成本，更要尊重市场，尤其是在我们已经有过无数经验教训的今天，尤其是在“再危机”阴影笼罩下的今天。市场失灵的领域并不必然是政府的拿手绝活，更有可能也是政府的短处。即使非要进行宏观调控来调整经济周期，也要在尊重市场的前提下来进行。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主张：其一，为了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要消除扭曲经济的各项因素，如长期的负利率、高出口补贴、严格的劳动力流动管制等，为此，我们可以忍受短期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速，哪怕在8%以下，这是保证发展内向消费导向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其二，宏观调控要量力而行、顺势而为，更应注重给市场活力，而非进入市场参与经济活动，这需要进一步的推进国退民进的力度。

    与三十年前的落后、闭塞所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国风潮云涌、危机所指之处已非贫穷与自守，要谋划中国未来的良性发展，非李鸿章式的裱糊匠的功夫可以完成。或许，中国需要从改革的新范式处破题。

    （编者按：本文为《陆家嘴评论》2011年8月号社论。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陆家嘴评论》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下属的连续性报告，主编聂日明。FT中文网发表时对标题及正文均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