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商业上日益表现出对资本的开放心态，对于慈善，宗庆后也表示出一些“西学东渐”的愿望，诸如打算通过建立中国版的“诺贝尔基金会”鼓励国人创新，像极了盛装出发、见贤思齐的虚心学徒。

　　典型宗庆后

　　娃哈哈集团的北京办事处，深藏于车公庄大街一个普通的住宅小区里，一张长会议桌和旁边散落的几把椅子是几十平米的客厅中仅有的摆设。事实上，即使是娃哈哈集团总部——位于杭州市清泰街的那幢六层小楼，也至多只能用毫不起眼来形容。

　　“宗总很节俭，至今一日三餐还基本都在公司食堂吃。”对于这里的主人——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员工们如此评价道。

　　然而，低调绝不是宗庆后性格的单极，他同时还是一个直率、从不隐藏内心厌恶抑或愤怒，甚至可以说有些“口无遮拦”的强悍企业家。比如2011年3月初，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回答外国记者关于其慈善观的问题时，他就毫不客气地公然“开炮”：“美国的企业，我看是合理避税。中国的慈善应该比国外做得更好。”而2010年，他更是公开拒绝了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为中国富豪们举办的慈善晚宴，全然不顾此举会给当时刚刚晋升为福布斯富豪榜和胡润百富榜双料“中国首富”的自己，引发多大的争议。

　　“我是一个抗压能力比较强的人。”在被问到如何看待外界对他拒绝“巴比晚宴”的种种质疑时，宗庆后如是说。这是2011年3月6日晚八点半，娃哈哈集团北京办事处，在答完两家日本媒体、一家中国著名财经杂志短暂群访的问题后，宗庆后认真而热情地接受了《中国慈善家》的特别专访。随着访谈的深入，一个有别于商业视角的“典型宗庆后”渐出水面。

　　作为一位42岁才开始创业，花了20多年时间打造出如今这个拥有550亿元营业收入的庞大企业的花甲老人，或许没人能够真正体会到，得来不易的财富于他的重要意义。所以，他会坚决反对“裸捐”;所以，他会在看到自己的企业有可能被外来入侵者“侵吞”后，激烈地反抗。

　　而某种程度上说，宗庆后又只是那些靠实业打拼出来的、需要时刻捍卫自己的利益，并努力适应着时代变化的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一个代表，他那句“首先是要把自己企业做好，如果有条件、有实力的话，再多做点慈善事业”，亦说出了他们中很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心声。

　　“家文化”

　　2010年，娃哈哈集团实现营业收入550亿元，利税112亿元，上交税金46亿元。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营业收入位列第八位、纳税第二位、利润则高居第一位——这一切，宗庆后用了24年，其中种种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波折，更是已沾染上了一些传奇色彩。

　　1962年，17岁的宗庆后初中毕业后响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先后在舟山和绍兴的农场里度过了15年，每月仅拿28元的工资。回杭州后，他顶替母亲做过教师，后又当过工人和供销员。1987年，通过承包经营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娃哈哈的前身)，宗庆后开始走上自主创业之路——带着三名员工和14万元借款。从第一年沿街叫卖棒冰、为学校提供笔记簿，到次年与浙江医科大学合作开发出第一件产品——娃哈哈儿童营养液，再到1990年代初靠兼并小企业奠定快速发展的基础，最终，1996年，娃哈哈凭借与法国达能公司的合资，一举成为中国国内最大的饮料企业。

　　早在创业前，宗庆后就曾自学企业管理，并取得浙江工人业余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大专文凭。但熟悉宗的人都知道，伴随其整个青年时期的《毛泽东选集》，才是他管理和企业战略上所奉行的“圣经”。而事实上，宗庆后也的确是娃哈哈3万名员工的“精神领袖”。每年春节，他都会来到娃哈哈生产一线，给每一名外地青年员工敬酒、发放红包，并与他们一起合唱《团结就是力量》——这是宗庆后最喜欢的歌曲之一，逢公司重要场合，他必指挥大家一起高唱此曲，雄壮的旋律会瞬间将娃哈哈员工的热情点燃至沸点。

　　“家文化”正是宗庆后所强调的企业文化。有数据显示，自1987年公司成立以来，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增长7倍，而娃哈哈员工的平均年收入则整整翻了几十倍。无论是最初的BP机，还是后来的大哥大、手提电脑、智能手机……任何新科技出现在穿着工装裤的娃哈哈员工身上都并不新鲜，难怪至今仍用着普通手机的宗庆后会“抱怨”：“我的员工消费水平比我高。”

　　而在房价水涨船高的今天，“居者有其屋”已成为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时，娃哈哈更是已分配住房达1300多套。大多数员工都实现了“户均一套房、人均一间房、功能配套、设备齐全”的小康社会住房标准。

　　在2011年“两会”上，宗庆后针对国有企业股权改革有一项颇为引人瞩目的提案，即建议国企员工都可持股，并按贡献大小定期调整持股额。实际上，从1993年开始，娃哈哈就已采用全员持股策略，目前公司已有1.7万名员工持有娃哈哈股份。“这个效果蛮好的，一个是要增加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第二个使员工真正当上主人。”宗庆后说。

　　在娃哈哈这位“家长”眼中，做慈善首先意味着应该让自己的员工先富起来。而种种激励员工的举措，不仅能为企业创造利润，同时也等同于为社会创造财富。“我们的财富，无非是目前以个人的名义在掌管，到一定时候都将是属于社会的。”

　　“救急”与“救穷”

　　“救急不救穷”，是宗庆后关于慈善的另一句名言。而几乎每一次大灾大难面前，娃哈哈也的确从未袖手旁观过。

　　2008年新年伊始，一场百年不遇、突如其来的大雪席卷了中国南方大部分省份，娃哈哈集团分别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成都市政府、广元市政府、四川商务厅等单位向灾区捐款291万余元。除此之外，当得知暴雪导致交通受阻，数万名旅客滞留于杭州体育馆和杭州火车站天桥下后，宗庆后还亲自到滞留旅客安置点了解情况，并代表娃哈哈向滞留旅客送上了加热的八宝粥、饮料和热气腾腾的蛋汤、姜水。

　　同年五月，更大的一场灾难又接踵而至。5月13日，即汶川8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娃哈哈就向成都市政府、广元市政府捐助了200万元现金及20万瓶饮料，随后的半个多月时间里，又陆续追加捐赠物资，截至当年10月底，已向灾区捐款捐物总计超过1500万元。更重要的是，相比“救急”，宗庆后感到灾后的重建与灾民的安置才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因此提出以娃哈哈的名义集体领养500名孤儿，培养他们直到大学毕业，还承诺安置1500名灾民到娃哈哈工作，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其实，某种程度上，这正是一种“救穷”行为。在娃哈哈现有的3万名左右员工中，大约80%以上都来自农村。而在其24年的发展中，娃哈哈一直给予欠发达以及农村地区支持，大力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如今已累计采购各类农副产品价值达230亿元，直接和间接解决了130万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对推动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做出了贡献。

　　有数据显示，娃哈哈集团目前资助教育超过1.77亿元，仅2007年，娃哈哈就出资500万元在贫困地区捐建了23所希望小学，而资助其他社会公益事业则已超过1.05亿元。比如对于杭州市以困难群众为帮扶对象的“春风行动”，娃哈哈集团就未曾间断地坚持参与了十年，在2008、2010年，宗庆后还分别一次性捐款500万元。

　　“慈善不仅仅是简单的现金捐赠，而更应该在一些困难的地方做投资，带动就业，上缴税收，带动当地经济的成长，促进当地人观念的转变。不是‘输血式’而是‘造血式’扶贫。”宗庆后的这种观点，其实也是与其“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终极慈善理念一脉相承的。

　　“造血式”共富

　　2010年12月，青藏高原上一家刚刚成立一年的食品公司开始正式投产。它占地面积108亩，主要生产热灌装饮料、碳酸饮料、水、果汁饮料等产品，员工约150人。这家位于西藏拉萨的公司不仅有着从德国、意大利、瑞士等地引进的一流生产线，还创造性地利用当地特色资源——青稞，投资开发出诸如“青稞八宝粥”、“青稞面”、“青稞麦片”、“青稞营养粉”等一系列产品，为西藏地区遍地可见的这种植物找到了一条出路。

　　没错，这家公司正是属于娃哈哈，预计其年产值将达到两个多亿。2009年8月，娃哈哈公司参加了全国工商联组织的西藏拉萨投资考察活动。考察结束三天后，宗庆后立即拍板确定了在西藏拉萨投资建厂的方案，并和拉萨经济开发区签订了投资协议。一个多月后，西藏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在拉萨即正式注册成立，总投资23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5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娃哈哈是此次赴藏考察团60多家大型企业中唯一一家切实投资的公司。娃哈哈聘请的各类技术、管理人员赴藏考察建厂筹备工作时，那里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地区，以至宗庆后将其评价为一次“拓荒”行动。

　　实际上，娃哈哈集团自参与扶贫项目以来，对其可行性的质疑声就从未停止过。

　　1994年，娃哈哈响应国家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号召，初始投资4000万元，在重庆涪陵地区兼并了三家位于库区、濒临破产的糖果厂、罐头厂和酒厂，从而成立了其第一家外地分公司，使千余名工人避免了下岗的命运。

　　在《纽约客》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那本著名的回忆录《江城》(River Town)中，涪陵这个重庆以东90公里的江畔小城，是座古老而破旧，污秽且封闭的地方。与有着“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相比，位于川东地区的该地交通不便、气候潮湿，各种工作生活条件都无法让人满意。

　　早在建厂之前，这个决定其实就曾遭到很多人反对，而据说当娃哈哈组建班子成立起来后，也无人愿意到那个穷乡僻壤处工作。最后，还是宗庆后开导他们，并亲自带领着二十多个人，在那里干了一个多月。“当时那个地方四面都是山，建厂房很困难，打地基都要靠人下去挖洞。”宗庆后回忆说。

　　如今，经历四期投资的涪陵分公司，已成为当地效益最好的企业之一。涪陵生产基地实行“本土化”管理，运行十余年来，产值、利税连年增长，原来三家发不出工资的企业，到2003年，员工人均年收入已达到1.6万元。而其更重大的意义在于，涪陵生产基地一举安置了1200名三峡移民就业，使他们的收入比原来增长了7倍。同时，娃哈哈还为库区移民盖起了新房，使这些移民员工家庭都住上了100平方米左右的厂建新居。

　　而涪陵公司的经验，也让宗庆后和娃哈哈在扶贫方面赢得了声誉，很多地方政府都主动找上门来，其支援帮扶的步伐也越迈越大，西部地区、革命老区、贫困落后地区、民族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都出现了娃哈哈的身影。迄今，娃哈哈已在这些地方共投资53.84亿元，建起了57家分公司，累计实现销售收入388.78亿元，利税103.84亿元。

　　此外，娃哈哈此举也惠及到其经销商和供应商。不少经销商在开始承接娃哈哈生意时都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临街小店，而如今，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成长为有相当规模的贸易公司了。而通过供应商，娃哈哈也给很多农民开辟出一条利润颇丰的收入渠道。比如通过娃哈哈糯米、米仁供应商——江苏金田野公司，娃哈哈就与当地2万多农户签订了收购合同，解决了当地农产品的出路问题。由于娃哈哈主营产品中，茶饮料、果汁饮料、乳品及乳饮料、八宝粥、方便面等均是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深加工而成，所以很多地区还出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不少农民都跟着娃哈哈的发展不断调整农作物结构。

　　思想的撞击

　　扶贫并不意味着自我牺牲。因为“穷则思变”而成为企业家的宗庆后，找到了实现扶贫与公司创收的双赢方法。比如对于涪陵分公司，宗庆后并没有一开始就大规模投资，而是利用库区淹没的时间差，利用原有厂房，调整产品结构迅速投入生产。

　　然而宗庆后也坦言，目前参与的项目，大多是政府分下来的对口任务，很少是自己选择的，这就造成他们成立的很多具有扶贫性质的企业，在大多数人眼里是完全不符合经济规律的。

　　除了在贫困地区建厂以外，这些年来，娃哈哈也捐助了不少公益项目。由于中国还缺乏透明的慈善体制，项目的落实结果其实也很难追踪。“现在也顾不过来，还是发展企业要紧。”宗庆后说。

　　颇为巧合的是，中国另一位民营企业家领军人物——联想总裁柳传志也曾有过类似观点。他认为，由于中国的慈善目前还存在很多制度和体制的问题，因而，尽管现在有些人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更多的资源或许更应该注入经济继续发展之中。柳传志的这一言论，针对的正是2010年底事先张扬、事后却很快归于沉寂的“巴比晚宴”。“他们那次来并不成功。”宗庆后毫不讳言。

　　2009年，巴菲特和盖茨开始秘密筹划一项新事业。他们先后举办了三次聚会，邀请洛克菲勒家族掌门人大卫·洛克菲勒、纽约市长布隆伯格、黑石集团董事长皮特·彼得森、金融大鳄索罗斯等全美国最富有的一群人探讨一个共同的主题：如何更有效地做慈善?而得出的结论是：汇聚人类历史上数额最为庞大的一笔慈善资金——尽管巴菲特和盖茨两人已堪称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要取得其所希望的慈善成果，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帮助。而达到此目的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方法是，让那些富可敌国的人共同宣誓，在其有生之年或临死之际，捐出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这个被称为“捐赠誓言”(The Giving Pledge)的项目，也成为了2010年震动全世界的一件大事。

　　“捐赠誓言”的理论基础来自于2008年达沃斯论坛上盖茨一篇题为“对21世纪资本主义的新见解”的半小时演讲。其中，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名词“创造性资本主义”(Creative Capitalism)，即利用市场力量，创造一个新的企业网络，缩小贫富差距，既造福穷人又惠及富人。运用到慈善领域中，就是让富人将捐款视为一种投资，用风险投资战略和研究工具管理“投资组合”，并实现生产效率革命。换句话说，超级富豪们的慷慨捐赠，并不仅仅是善款数额的简单扩大。50%属于美国富豪的钱财，最多只能带来6000亿美元，但他们所起到的带头作用，在遍地都是中产阶级、百万富翁的美国，却意味着未来有可能上万亿美元的捐赠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完全颠覆。

　　然而，当巴菲特和盖茨欲将此概念推广至中国时，尽管他们对这里的特殊性早有准备——二人特别强调，“中国之行”重在交流，并非劝捐——但由于中国慈善机制和法律的缺位、民间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以及“传承”、“财不外露”等传统财富观的种种复杂因素，响应者寥寥。“我那时刚好要去参加福布斯CEO年会，所以没有去。我这个人不大愿意出去凑热闹的。”宗庆后对此解释道，“本来就挺引人注目的了，再高调一点更麻烦。”

　　虽然慈善观念在西方几经演变，但在宗庆后眼中，西方的那些基金会，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合理避税，“基金会还是他们控制的，有的还是把人家钱放在自己袋里的生意，这并没有增长财富。”自三年多前娃哈哈与达能的合资纠纷之后，宗庆后对资本再一次发起“控诉”，“我们却是创造财富搞实业的人。”

　　在宗庆后2010年荣登胡润百富榜榜首后，该榜创始人胡润特意评价道：“这是中国第一次有‘饮料大王’成为全国首富。”相比以往很多通过上市圈钱、靠股票市值提高身价的“首富”，胡润的语气中透露出对这位靠实业打拼出来的企业家的赞赏。但现实是，2011年的新首富已然易主：百度CEO李彦宏，出身于备受资本市场追捧的科技界。

　　转型?

　　过去数十年中，宗庆后积累的每一分财富，几乎都来自于利润微薄的加工制造业。即使在房地产行业最赚钱的前两年，他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坚决不涉足房地产这一暴富领域。不过，随着2010年民工荒和通胀加剧等种种因素的紧逼，即便是这位曾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中为数不多的“实业派”，也开始考虑向多元领域发展。宗庆后曾透露，2010年娃哈哈因为大宗原材料涨价“吃掉”的利润至少就达50亿元。

　　“娃哈哈现在有了多元化的需求，也有了能力，关键是寻找机会。我们现在一是总体上往上下游发展，二是面向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宗庆后说。继2010年请荷兰一家工厂贴牌生产奶粉，从而进入奶粉业后，娃哈哈下一步的目标是涉足商业地产，自己做购物中心和超市，“从外商手中夺回零售业”。而经过一年多的“摸底”后，宗庆后还将矿业作为今后的发展方向之一，实现对稀缺资产的储备，获得较高投资回报，从而反哺实业。他还考虑，拆分出的这些新产业，也可以进行独立上市。

　　“我白手起家，没搞钱权交易，没搞暴利行业，不介意被人称为首富，我也不怕当首富，这正是对我个人和企业价值的肯定，而且这让更多人关注到娃哈哈，对外合作的机会也多了。”眼下的宗庆后已日益表现出对资本的开放心态。

　　其实2011年，卸下了“首富”光环的宗庆后也收获了一个新身份：浙江红土创业投资公司副董事长。这不仅是宗庆后非主业之外，正式宣布投资的第一个多元化项目，也是娃哈哈参与资本市场的第一次实践。

　　2010年底，宗庆后受邀到斯坦福大学演讲，这期间，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硅谷创新基地的工作人员带他去美国的科技中心——硅谷走了一圈，这也最终促成了宗庆后1亿元入股红土。而此举既包含其未来向科技转型的战略，同时借助红土基金，宗庆后也希望能帮助浙江一批中小企业实现产业升级——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或许也不失为一种公益之举。

　　2009年，娃哈哈为健全公益行为的实施机制，拓展慈善平台，正式成立了专门从事慈善、公益活动运作的“娃哈哈慈善基金会”。而此前，宗庆后女儿宗馥莉的“馥莉慈善基金”就已率先成立，由杭州娃哈哈宏胜饮料集团出资1000万元。相比父亲，有着海外背景的宗馥莉更注重引进国外NGO组织的先进理念，要求由自己的基金管委会亲自负责选项、跟踪以及执行。事实上，一向传统的宗庆后也向《中国慈善家》表示出一些“西学东渐”的愿望。“我最希望能有笔类似诺贝尔奖金的基金，鼓励我们国人科研开发上的创新。”

　　一个盛行的传言是，凡事事必躬亲的宗庆后曾经连集团换把扫帚，都要有他亲自的“朱批”。而目前已经年过65岁的宗庆后，也仍然没有退休的打算，但他同时也表示，娃哈哈内部已经开始分级授权，逐渐把权力下放。诚然，宗庆后这一代创业企业家还一时无法像比尔·盖茨豁达地将公司交由职业经理人打理，自己专心于慈善公益事业——但这样的时刻，或许在中国总有一天将会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