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千万富翁中炒房者占20%，大约有20万人。他们基本从十年前房地产大牛市启动时就开始炒房。房地产泡沫的膨胀显然加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这与中国的相关制度缺乏长远安排有关。反观日本，在人口向中心城市移居的初期就已认识到房价快速上升不可避免。1964年，日本国会确认了私有土地亦应具有公益性质，使大多数家庭能够拥有自己的普通住房分享财富的增长和升值。这被确定为日本国策。

　　当时日本的主流观点是，如不限制对房产的投资，极可能发生三大财富剥夺：1、食利阶层对创造附加价值的劳动者的财富剥夺;2、土地拥有者通过非生产性方式对社会附加价值创造者的财富剥夺;3、原住民对移住民的财富剥夺。因此，政府虽不直接干预住宅市场，但却全力通过以经济手段遏制投资需求，力求做到房价、地价的上升主要以基本住宅需求扩大为主要推动力。

　　具体办法就是轻交易税，重所得税。日本在1950年就实行土地、房屋转让所得收益全部纳入个人综合课税之条款，而当年个人所得税综合课税的最高税率为50%。后来经过两次上调，至1969年，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调为75%，而仅对家庭自住房在出售时的升值部分给予大额减免。日本对实用面积120平方米以下的自用住宅适用0.7%的固定资产税率，对超过120平方米以上的部分及家庭拥有多套房实行1.4%的基准固定资产保有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