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中国证券教父”的阚治东写下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许多个“第一”：如主承销第一只A股、第一只B股，发行第一张金融债券，设立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参与发起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等。

    其现在的身份是上海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企业的首席合伙人，旗下拥有多只私募股权基金，资金管理规模数十亿元。他的自传《荣辱二十年》的首发仪式，也同时成为深圳本土创投圈的情感聚会。而在会后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听着阚治东平和的语气娓娓道来，很难想象他曾经经历过那些大喜大悲的命运轨迹。

    “技术创新中国会采取接棒策略”

    南都：现在很多创投认为，中国绝对意义上的科技创新很少，而赚钱的是那些把国外的复制过来的模式，比如连锁酒店，但这样长期来看，会不会对我们高科技行业发展有影响？

    阚治东：的确创投界存在着这种观点：似乎中国的原创性技术很少，所以追求高科技好像不是我们的方向。

    但是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案例，技术我们确实不是原创，但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实际上也很有前途。比如风力发电机技术源头不是我们的原创，最早买的是德国弗兰德公司的技术，是1.5兆瓦的，但是现在华锐做出了3兆瓦的风电机，很快5兆瓦也出来了，这都是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过去风机发电机整机我们是引进来，现在已经出口了几十套到国外。

    如果每一种技术要追根溯源的话，不知道要追到哪一代去了，大家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提高，以前我们常说日本仿制美国的技术，但其实以往的工业革命技术，就是一代代这么传过来的，所以我相信中国会接人家的棒，人家会再接我们的棒。

    就像网络一开始肯定是境外的模式，但现在腾讯、新浪都是有中国特色的网站，你不能说这些网站要付技术专利费。

    南都：有个数字是说，5年后90%目前投资的太阳能企业都会倒闭，也有观点认为目前风能领域也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在您看来，新能源投资热是否有隐忧？

    阚治东：现在新能源的发展远远满足不了国家需要，当然盲目上马肯定会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国家风能资源不是利用完了，整体风能资源我们还是比较丰富的。我们投资的太阳能电池企业利润也不错，主要是针对海外市场，去年是6800万人民币的利润，今年也超额完成利润指标。

    现在风力发电总装机量中国能达到1200万千瓦，哪个国家能达到？我们国家自己制定一个计划，感觉很冒进，但是往往我们花一两年就完成了这个计划。“十一五”计划中，风力发电总容量计划是500万千瓦左右，现在是一年1200万千瓦。现在美国还和中国合建太阳能光伏发电厂，都很重视新能源方面的投资。

    有人问创投的方向是什么？我说创投业就是围绕国家政策来转，国家政策扶持什么，我们就投资什么。

    除了新能源、现代农业之外，我们关注的还包括新兴服务业、快消领域，关注的点确实比较多。

    “深圳创投更愿意走出去”

    南都：您曾经说过，深圳的创投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而我们感觉深圳创投的确有一种人气，有一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氛围，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形成的？

    阚治东：举个例子，有的城市的创投总体数量，其实不比深圳创投少，但是相对分散，不像深圳一聚就聚在一起。深圳创投还有一个特点，深圳创投愿意走出去。深圳人来自五湖四海，有开放的心态。

    当年我们组建深圳创投的时候，李子彬市长就说过，“如果深圳以外有好项目，能赚钱，为啥不去呢？”也可能是深圳创投感觉自己生存空间太小，腹地太小，愿意走出去，比如陈玮的东方富海目前在很多地方都有办事处，包括东方汇富马上在安徽、上海、河北设立办公室，但很少听到上海创投在外地设办公室。这就说明在观念上还是有差别。

    南都：从证券界出来的人，很多会转向创投领域，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还有您曾经说过“二十年一梦”，是不是做证券行业有时会有一种虚幻感，而创投相对来说感觉比较踏实？

    阚治东：国外如日本、韩国、美国等创投从业者，一般都会有证券业和投资银行的背景，因为这两个行业关联度太强，创投业投资就为了退出，退出就为了上市，而上市又是我们证券业本身熟悉的领域，做过证券业再做创投业，就很容易熟悉创投业的运作模式。如果对证券一点不熟悉，做创投往往容易做成实业投资，而从上市角度考虑不够。

    如果二十年前说，证券业会形成今天这样的规模谁都不会不相信，当时邓小平也是说，干得好就开闸，干不好就关阀，当时大家都没意识到这个行业会对我们国家经济建设起这么大的推动作用。如果没有证券业，我们这么多大型国有企业怎么可能上市；没有资本市场，我们银行资本充足率只是靠财政拨款，财政补足资本，哪有可能达到国外的标准？如果没有资本市场，工商银行怎么敢称是世界市值最大的银行？我相信，今天我们的领导已经充分认识到资本市场的作用。

    为何投资“差一步”企业

    南都：您在深创投的时候，采取的策略主要是投资“差一步”企业（即接近上市的企业），当然您也提到，这只能说是早年初创时期的做法，不过我们看到，现在似乎大家还是侧重关注这样的“差一步企业”？

    阚治东：中国的投资资本和国外的投资资本确实不一样，我们投资时间的长短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受投资者的意志推动，而他们的资金很难容忍三五年以上的投资期。我看境外的报道也是，现在的境外投资者也难容忍三五年以上的投资项目，都喜欢两三年能见成效的项目。

    而与国外投资相比，我们还不是养老基金、教育基金，我们都是民间投资家，即使拿到一些上市公司的资金来投，上市公司班子也是三四年一换，三四年都没见成效，人家就把我免了，以后见成效有啥用？很多问题就是在这里受限制太大。

    如果我们的资金确实能寻找到合格的LP（出资人），可以做长期投资，七八年没关系，只要最终有一个好的回报，那我们别说投资“差一步”企业，差两步、三步都没问题。

    这需要有一个过程，目前我们民间资本实力还不是很强，民营资本还在真正形成像李嘉诚、郭鹤年那样的大老板，国外基金很多是家族基金，有很大的规模，LP具备这样一个形态就不得了了。

    记者观察

    越挫越勇的“大时代”符号人物

    当年阚治东“深圳创投到南方证券，大家都不理解，觉得为什么离开要深圳创投的平台，去接这样一个摊子”，在鼎晖创投合伙人王树等看来，阚治东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他心中还有证券的“情结”。

    在阚治东新出版的自传《荣辱二十年》中他这样描述，当得知自己接手南方证券的决定，不仅仅来自深圳市委领导，也是证监会的“意思”，“对我来说，是对我过去事业的一种间接的肯定。”

    而在南方证券的短短一年零三个月，使得阚治东人生跌至谷底。

    在入狱的21天中，阚治东一字一句地阅读监狱中唯一一份报纸———《深圳特区报》上全文刊登的“十一五规划”全文时，对国家将在新能源上有大作为的嗅觉更加坚定了新能源的投资信心。入狱前，阚治东和原上海证券交易所所长尉文渊一起投资了大连的风电设备制造企业——— 华锐风电。

    外表随和谦逊的阚治东，实际是属于那种“越挫越勇”的人，他当年的部下，高特佳集团董事长蔡达建回忆说，“深圳创投最开始组建的时候，股市低迷，创投缺乏退出渠道，我们这些从证券行业转过来的人都觉得难做，但是看到证券公司老总过来的阚治东都在坚持，我们也就坚持下来了。”

    作为中国股市“大时代”的符号人物，他的20年，的确是历史风云与个人命运环环相扣、紧密交织的20年，但他不愿意用“虚幻”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己20年生涯，而在中国本土创投走过第一个十年、面临崛起的流金岁月的时候，人们又看到58岁的阚治东奔走在新能源、现代农业等众多投资领域。

    很多人都说，应该把阚治东三起两落的经历拍成电影，但是阚治东说，他出自传只想把这个作为礼物送给儿子，“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有比较深的感受。”

    “猛人”历程

    新中国第一代证券人，与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并称为“上海滩证券三猛人”。

    1987年

    34岁的阚治东被团中央选送赴日研修证券。一年后回国成为上海工行信托公司分管证券的副总经理，主管证券和投资业务，旗下静安证券业务部是中国第一个证券业务部。

    1990年9月

    阚治东转任工行上海分行旗下申银证券公司总经理。

    1995年

    申银与万国合并为当时国内第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申银万国证券公司，阚治东出任总裁。

    1997年

    阚治东因“陆家嘴事件”被免去该公司法人代表、总裁等与证券市场有关的一切职务。

    1999年

    应深圳市政府的邀请，阚治东担任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深创投在成立当年就实现盈利分红。

    2002年

    阚治东重返证券业，作为“救火队长”空降千疮百孔的南方证券，出任总裁，最终未能力挽狂澜。

    2006年3月

    深圳市公安局以“涉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将阚治东逮捕，阚治东被关押了21天。

    2007年

    检察院撤诉，阚治东得以无罪释放。其现在的身份是上海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企业的首席合伙人，其中投资的华锐风电司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风电设备制造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