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小说《双城记》的开头如此写道，狄更斯在写下以上这段话时，正值19世纪中叶（该书写于1859年），当时的英国随着蒸汽机、各种新发明的机器以及工厂的出现和发展，正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随之是大城市和城镇的快速发展，在1851年，英国全国人口的一半住在城镇里，而在18世纪的初期，这个比例只是区区的1/6。工业化的结果之一，是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以及不断提高的社会生活水平。但是，工业化也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剧烈的变化。

　　而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也是用了小半个世纪，就以每年接近10%的增长速度，使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三位，谷物、肉类、棉花、花生、钢、煤、水泥以及化肥等农业和工业产品均居世界首位。但同样的，急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在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随着1978年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展开，民众对政府的政治认同从原来政治挂帅的意识形态灌输，开始向经济发展转变。在改革之前，由于受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使中国社会中传统的价值观形成了一个历史的断层，而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各种新的价值观又把政治运动中通过意识形态所灌输而建立的政治信仰冲击得体无完肤。这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又写道的：“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随着1992年小平南巡后，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开始建立，社会精英中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也开始成型，并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也在不断地扩大。而如何引导和推动社会构建新的核心价值观和大众信仰，也就成了摆在这个社会新兴阶层面前的一个命题。

　　可是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中，由于经济转型中有着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双重影子，同时国家在近年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路径依赖的原因，过于追求经济的增长，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和干预的能力以及范围都在不断扩大。这就意味着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形成和发展，必然离不开对政治的依附，从另一个层面的理解也即是对政治精英的依附。这种依附，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被体制化”，会很容易使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信仰基础产生畸变，形成对权力的膜拜和对资本的迷信，这也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所在，其目的就是将公共权力垄断并私有化。而社会精英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本应是代表社会各个不同群体的利益，对政治精英起到一定的约束和制约，以保证其正当行使大众所赋予其的公权力，以服务大众并确保大众的权利受到保障。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这种依附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就是财富与权力的交换，最终导致腐败的产生，并侵占了社会其他群体的正当权益，严重背离了上述的精英的社会角色的定位，也失去了精英政治作为民主政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意义。

　　但令笔者感到悲观和失望的是，面对如此的困境，大部分的经济精英还是选择了这种“终南捷径”，以通过接近权力来换取更多的财富积累，这正是普罗大众对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官商勾结所不满的起源。而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精英的另外一个重要成员——知识精英，大部分对这种畸变的现象则是采取了犬儒主义的态度，沉默不语，甚至有的还为这种现象寻找理论上的依据，以使潜规则能变成显规则。而这个社会精英对政治体制依附的弊端，也正是当今社会上寻租活动的主要基础，同时也是我国企业家、官员以及知识分子的腐败“原罪”的起源。

　　其实，当下社会民众热议的官商勾结问题、“裸捐门”问题、“学历门”问题以及学术打假问题，无不折射了民众对社会精英道德沦陷以及信仰缺失的强烈不满。长此以往，社会精英必将与社会民众的距离拉大而进一步被孤立，直至被民众抛弃。到那时，难道真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还写道的“我们都正直奔天堂，我们都正反其道而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