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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价为何比美国、泰国高

BW中文网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地球上令人困惑的事越来越多。
今年2月,知名经济学家左晓蕾女士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和泰国物价之比让人困惑》,说春节去泰国,发现所有的价格都比中国同类消费品便宜。中国一般消费品价格,与人均GDP超过中国37%的泰国相比,平均高出30%-40%。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法国商品价格上。她比较了某一法国制造的服装价格与进口的同一服装价格,按欧元与人民币11:1计,中国国内价格几乎高出在法国的价格一倍。她在美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加州机场商店的美制风衣,按照1:8的兑换率,风衣价格连进口价格的五分之二都不到。若按1:6.8的兑换率,价差更大。如果与国内机场内的同类进口商品价格相比较,差价更为离谱。而法国人的人均GDP高出中国10倍还多,美国的人均GDP超过中国15倍。
“这实在不符合国际贸易的理论和实践,也不符合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需要重新认识和诠释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如此,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平衡发展才能有希望。”
左女士提出了问题,但是没有给出答案。而这个问题迫切需要答案,不然我们就会丧失一次抓住中国真问题的契机。
这个调查和社会大众的感受是吻合的,所以国内出现了不少“代购”一族,专门到海外买便宜货。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ECA在2009年6月的调查也可以加以印证——继日本东京等四个城市之后,北京、上海、香港成为亚洲生活消费最为昂贵的城市。京、沪、港三市分别从上年度的全球104、111和98位,飙升至26、28和29位。在被调查的亚洲城市中,前十名中国城市占了半壁江山——北京、上海、香港、深圳、广州。此外,天津等10个城市也排进了前30名。 …… [阅读全文]

砍伤的不仅是学生,更是社会的“忧愁”

4月29日上午9时40分左右,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内发生一起拿刀砍人事件,造成32人受伤,其中学生29人、老师2人、保安1人。
  28日上午,“3•23”惨案的凶手郑民生依法被判处死刑,当日下午15时左右,一病休男教师陈康炳混进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持刀砍伤18名学生和1名老师。惨案历历在目,今日却发生了更加悲痛的校园凶杀案,且砍伤的人数之多,令人咂舌。
  据相关报道称郑民生杀人的杀人动机是“与原单位领导有矛盾,辞职后谋职不成”及“多次恋爱失败”导致心理扭曲故意杀人。陈康炳是事发前被校方要求停课病休,怀疑其因此对学校存有仇恨心理而作案。而在新闻中的犯罪嫌疑人徐玉元今年47岁,为泰兴本地一名无业人员。他原在当地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于2001年被单位辞退。此前曾从事过违法传销活动。
  从这些报道,我们不难看出作案者都是暂时无业者,或者说他们都是失意人,对社会充满了不满,他们的心理是严重扭曲的,因而导致了行为的严重偏激。有人说这是他们的个人问题,然而笔者却认为这不仅是个人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因为他们砍伤的不仅是学生,更是社会的“忧愁”。
  面对如此频繁的惨案,我们不禁反思,我们的社会是怎么了?我们的学校是怎么了?原本宁静祥和的校园被一件件血案染红,原本纯真如天使的学生被惨案惊吓,原本放心的地将孩子托付给学校的家长不再这么单纯地信任校方。我们不得不承认校方的安全防护措施有漏洞,然而单靠校方的努力是行不通的。因为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只有社会这个大环境纯净了,校园安全才更有保障。 …… [阅读全文]

做官成高风险职业背后隐藏着权力真空

  官场有风险,做官需谨慎。人民论坛杂志的一项调查结果,揭示了仕途的险恶:44%的受调查者认同“做官也是一种高风险职业”,并评选出了“官场十大高风险岗位”,分别为国土局长、交通厅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组织部长、建委主任、安监局长、市委书记、国企老总、房管局长。(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07版)
  调查公布后,引发舆论哗然。以网民们的反应来看,大都认为其荒诞,甚至有人认为它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因为在公众的意识当中,做官自古以来都是最理想的职业:旧时多少人寒窗苦读、辗转波折,只为封侯拜相;而当下,幸福指数排名第一,则是公务员考试的重要动因。因此,做官存在风险的说法,多少会让百姓认为有些无病呻吟。
  可“官场十大高风险岗位”所折射出来的,却是当前的社会生态和官场生态:越是“肥缺”,越容易出事;越是权力集中,越容易滋生腐败;越是与公众利益休戚相关,越是容易出现麻烦。
  通过分析“十大高危岗位”的分布结构,不难发现:国土、建委、房管之所以高风险,是因为其指向的是房地产行业,而房产行业不但是暴利的创造者,同时更是民生的绑架者,以及当下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的制造者,矛盾焦点下的权力热舞,不出事都很难。
  而交通、公安、安监,最大的风险恐怕来自于安全事件、群体性事件,近些年矿难、群体性事件的高涨,公众和言论的监督、权力问责的矛头难免让他们如芒在背。
  至于县委书记、组织部长,主要面临的风险恐怕还是权钱、权色交易的问题,权力过于集中,“收了好处不办事,面子上过不去”,恐怕是“湿鞋”、“下水”的最主要原因 ……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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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不必感慨于“超国民待遇”时代终结

  国务院近日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9号文)可以说是一份标志性文件。借用《瞭望》杂志文章的标题来说,这或许意味着外资“超国民待遇”时代的正式谢幕。
  而在此之前,向来敏感的外资企业就已嗅察到了政策风向。中国美国商会在3月份发布的一份会员企业调查中表示,超过38%的美国企业在参与中国市场及投入竞争方面感觉到“越来越不受欢迎”;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4月份更是直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声称“中国正在让外企灰心”。
  不过,在我们看来,外资的莫名惊诧明显有夸大之嫌。事实上,弱化外资“超国民待遇”这一趋势自2008年《新所得税法》统一内外资企业税率以来便已现端倪,而两税合一的政策酝酿可追溯到2004年年底。若进一步翻检文件,还将发现,中共中央早在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就明确提出,未来十五年内,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对外资企业逐步实行国民待遇。结合这样一个长期视角看,中国对外资的政策显然有时间上的一致性,现在所做的不过是按部就班地沿着15年前制定的路线图稳步推进,并不存在对外资的故意歧视和立场倒退。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临资本和外汇的双重缺口,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极为匮乏,客观上对外资存在巨大需求;此后一些地方政府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招商引资潮,更助长了对外资极度宽松的经济环境。
  然而30年后,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约束在不断收紧。例如,根据许多经济学家的测算,中国第一轮人口红利期将于2012-2020年以后进入衰退期;而欧美对人民币汇率重估的压力 ……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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