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经理人周刊
整合 执行 创新   精彩人生从合作开始
金令牌猎头
企业  职位  经理人  专访  点评
年薪(万) 不限 15 25-35 50 100 200 500
职业经理人周刊 >> 经理人看中国

“讲真话”为什么这样热?

《职业经理人周刊》
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一句:当高官20年“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一大焦点。接着,全国人大常委牟新生也表达了同感。

  这些年,历届“两会”不乏“炮手”代表、委员的灼灼言论,他们也获得了场外的阵阵喝彩声。敢言者,如“盼望阳光财政,头发掉光了,也要坚持提下去”的蒋洪委员,抨击“垄断国企领导权力过大”、不改本色的原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逼问教育厅长“想不想改,敢不敢改”的浙江省长吕祖善??而民间的自觉者如白岩松,在领取电视界的褒奖时却不怕得罪人的直言:中国电视的发展取决于现在的既得利益者;自嘲在“挨打榜”上排名第三的任志强,即便收到“领导来电让闭嘴”,仍旧继续显摆着他自以为正确的观点??

  “讲真话”,这样一件本属常识范围的事情,为什么此番竟惹来纵谈国事的代表、委员,乃至场外人士捧场热论?这三个看似直白平淡,却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的文字,在我们社会的变迁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讲真话”为什么这样热?

  “讲真话”,这个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因而色彩斑斓的词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历着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观念变迁?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南都周刊记者_谢海涛

  2010年全国“两会”结束已近两周,关于“讲真话”的讨论似乎仍在民间激荡。

  此次“推手”有二:先是3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在近20分钟的讲话里,厉批官场八大歪风:腐败,买官卖官愈演愈烈;官场零规则和潜规则双轨运行……再是3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再批三大斜气:搞形式,唱高调,耍花架子……短短5分钟,万人大礼堂掌声响起11次。

  与两委员“讲真话”揭批时弊对应的是,“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的倪萍委员,以及“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的“终身人大代表”申纪兰,则激起舆论的激烈质疑。 《东方早报》一篇评论称:当申纪兰们千篇一律地自动举起了手,民意与代表制度就出现危险的脱节。从不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不仅是对选民的不负责,还在危害制度的根基。

  而中新社记者走访了近20名全国人大代表,“发现绝大多数代表认为讲真话其实并不难”。

  似乎,“讲真话”在当前的现实语境中,成了一个罗生门般的问题。而历数近年“两会”, 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中,虽不乏轰动之语,但像此次关于“讲真话”,这样本属常识范围的事情,引来如此滔滔热论,似不多见。早些时候,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在2007年4月刊发了题为《怎样让领导人听到真话实是大事要事》的文章。其背后意味, 发人深思。

  “讲真话”为什么这样热?这个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因而色彩斑斓的词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历着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观念变迁?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讲真话是解放思想的起点

  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意义上来说,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而讲真话是思想解放的反映,也是解放思想的起点。

  改革之初, “讲真话”是和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李九莲、顾准等一系列难以忘记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代表了一个特殊时期中国人的精神高度。

  其后是巴金,于晚年痛写《真话集》(《随想录》第三集),提倡讲真话,以对自己毫不留情的解剖与忏悔,开启对那一场噩梦的反思,在危难时代为中国人找到了重建灵魂的出发点,良知救治和社会进步的起点。

  “而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史,有着一脉相承的主题,扩大社会和民众的自主空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扩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自由”。而讲真话,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正逐渐打破意识形态的迷瘴,正视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重返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方向上: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战胜“两个凡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的藩篱。

  1992年,姓社和姓资的争论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束缚着人们的手脚时,邓小平南巡,明确提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由此“东方风来满眼春”,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

  1997年,江泽民“五二九”讲话,解除了姓公姓私的疑惑,冲破了所有制崇拜。

  讲真话是公民意识觉醒的表现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世情、国情都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各种不同利益主体围绕着改革进行的博弈,不断重构着新的利益格局。而官场讲真话难的困境,在这种背景下被聚焦,于是,就有了全国“两会”上的热议。

  全国人大常委、原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把讲真话难的原因归结为:一是改革开放成就很大,但社会发展不平衡,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协调,这是根本问题;二是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意识作怪,官本位的思想太厉害。

  破解真话困境,已成为各级政府提高执政能力必须突出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随着政府从全能型向服务型的转变,政府改革势必要确立起“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满足民众对于政府的要求和期待。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才能深邃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倡讲真话,才能听到真话,了解实情,这是决策的前提。

  贵州瓮安事件后,省委书记石宗源痛定思痛:“瓮安不安,老百姓不敢讲真话,是我们的责任。”可以作为注脚。

  真话难讲,并不局限于官场。过往岁月,官员与既得利益阶层在重大事件中的不肯讲真话,曾屡被披露。从2004年的“郎顾之争”中利益集团的表现,到网络间呼吁“官员向任志强学习”,到各地矿难瞒报事件等,无不在损毁着政府公信力和人民利益。

  国家之外是社会。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得益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的变革,由封闭而开放,经历了一个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一个以人为本、重视民意、尊重人权、集中民智的过程。在一个成长的公民社会里,讲真话又是和公民意识觉醒联系在一起的。而从寻求人类自由、权利和尊严的意义上讲,“讲真话”提供了一条公民的底线。

  少年才子韩寒,是这个时代涌现出来的“真话英雄”。这个被称为“下一个鲁迅”的80后作家、赛车手,以博客为阵地,激昂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那将近3亿的点击量背后,是一个形象新颖的人道主义者在发出自由的波长。”

  学者周云说:韩寒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归根到底还是他一直在坚持讲真话,至少是坚持讲自己认为的真话。而所谓“信韩寒,得永生”的戏称,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众间对于真实的渴求。

  韩寒的背后,是无数权利意识觉醒的公民在成长,网络空间成为他们说出真相,参与公共事件的平台。

  在一个被戏称为“被时代”的今天,就私人权利讲真话,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所谓“生活在真实中”,说出真相,行使“无权者的权力”;就公共事件讲真话,则意味着公民的参与:从厦门PX项目事件、孙志刚事件 、“黑砖窑”事件、“华南虎”事件、“躲猫猫”事件、 “天价香烟”事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讲真话,通过有序地参与,形成合力,可以博弈滥权,发难腐败。

  对此,政治学者俞可平指出,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

  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

  “《随想录》出版后,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写真话的着作。”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时,如是说。

  学者杨天石有感于此,在发表于《学习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怎样让人民讲真话,怎样让领导人听到真话,实在是一件大事、要事!

  而与领导的开明相比,“讲真话”更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所谓提倡讲真话,不过是呼吁回归与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就在张维庆论及“讲真话难”的当天,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此前,在曾为改革开放“杀开一条血路”的广东,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新一轮风潮。2008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第十届广东政协会议上说:“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

  《南方周末》的相关评论称: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是解放思想的首要急务。一部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一旦言无不尽,人类的智慧就很容易充分涌流,就很容易导入社会治理之中,从而为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保障。

  2010年初,在“两会”之外,一个“讲真话”的新个案是张朝阳。这个一向被认为“听话”的搜狐老大,在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演讲中忽然发难,指责“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无时无刻不在妨碍竞争”;他呼吁“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否则发展的就可能是“权贵资本主义”。据说,他在演讲时,网管部门的意识形态官员就坐在下面。

  张朝阳的转变似乎是一个象征。他的演讲开篇颇为引人深思:2049年,中国人是否都能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是否在美国人面前很有面子,中国是否能赢得尊重,这些全都与现在有关系,与每个人有关系,在现在与2049年的幸福生活之间还有很多障碍,能否到达光辉的彼岸,与我们现在是愚蠢还是聪明地做出选择,有至关重要的关系。

  “两会”历程

  第一张弃权票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在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第一次出现了三位代表投弃权票的现象。新华社记者李尚志要求对此如实报道,他认为这能反映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与会的邓小平等得知后,表示赞同。(据中央文献出版社《民间记忆:1978-2008》)

  第一张反对票

  1988年3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投票选举教科文卫委员会成员时,来自台湾代表团的代表黄顺兴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他的理由是:候选人他并不了解,但从简历上看主任委员人选已经89岁了,他认为应该让更年轻的人替国家做事。

  在黄顺兴投反对票之后的全国“两会”投票中,反对、弃权者愈来愈多。1989年全国人大会议表决国务院提出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时,反对票加弃权票达1079票。如今,反对票和弃权票早已常态化,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也在代表委员们说“不”的过程中推进。(据《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报道)

  第一次使用电子表决器

  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开始使用无记名电子表决器,赞成对应绿色;反对对应红色;弃权则为黄色。如今全国人大对议案的表决方式有:投票方式、按电子表决器方式、举手方式以及经大会主席团决定更为适宜的其他表决方式。(据人民网报道)

  “白话之风”

  2009年两会,“白话之风”赢得各界积极评价,“白话运动”发端于胡锦涛总书记在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用了“不折腾”三字。2009年3月的“两会”上,猛然刮起了一股讲大白话的政治新风,因为长期以来,官场上讲官话、套话、大话、空话成风,能让百姓听得懂的真话、实话、大白话少之又少。

  记者“胆”大了

  2010年全国“两会”上,《光明日报》一位记者问了关于选举法修改的问题,“选举法这次修改的一个重点是,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有评论说这将实现人人平等。这是否意味着之前进行的人大代表选举是不平等的?”

  白岩松:当你不畏惧的时候,就会说真话

  说真话,有勇气,有价值,有推动力。这是白岩松对自己言论的要求。他说,等到真正的自由到来的时候,我们一定早已经被抛弃掉了,该由另一代人来唱戏了,但转折的时候正需要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推动,去扩展,然后还能争取被各界所接受。

  南都周刊记者_张守刚 谢舒舒(实习生) 北京报道 摄影_邵欣

  直播两会,白岩松已经算是“老人”。

  12年前,央视第一次大规模直播两会,十几场直播都由他主持。从那时起,他已经直播或评论了12年的两会节目。他总结这12年的最大改变:两会终于由过去每年一次的“政治生活”,变成了“把生活当政治”的季节。

  “民生生活成为第一要务,这就是两会回归到它的本源了。”他解释说。

  这两年,他也从一位节目主持人转型为时事评论员,尖锐又不乏理性的言论经常被放于网站首页。同时,他挨骂也更多了。

  好在业界再次褒奖了他的付出。3月份,新周刊举办的“中国电视榜”,白岩松和他的《新闻1+1》成为最大赢家,将“年度电视节目奖”、“最佳时评节目”、“最佳时评节目主持人”收入囊中。

  颁奖的时候,他又说了一番得罪电视大佬的“真话”。他称中国电视的发展取决于现在的既得利益者,“当他作为改革者推动的时候,一腔热血,一转身他成了既得利益者了,有权了有名了有钱了,开始保护自己的利益了。我非常看不惯有的昨天还是一个改革者,今天一转身就在阻拦着改革。”他也警惕着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他也深知,国内做时事评论的电视栏目太少了,为什么太少?太难了。两年来,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几乎真正的尖锐一点的时事评论,依然只有《新闻1+1》。他不喜欢这种局面,他甚至希望明年能不获奖,《新闻1+1》被其他栏目“干掉”。

  “我从来没有像这两年这么孤独过。”他说。

  “有沮丧的时候,但很少抱怨”

  南都周刊:这个月底,你主持的新闻评论节目《新闻1+1》2周年了,在这个平台上,你自己的说话自由度能达到百分之多少?你能自己掌控话题吗?

  白岩松:等到充分的自由到来的时候,我们一定早已经被抛弃掉了,该由另一代人来唱戏了,但转折的时候正需要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推动,去扩展,然后还能争取被各界所接受。我经常有沮丧的时候,但很少抱怨,因为抱怨没用,能不能改变才很有用。我相信中国的媒体人,干新闻的,多有沮丧之时,但是抱怨没价值。

  《人民日报》的老记者艾丰跟我说过一句话:“老白,能改变领导的群众才是最好的群众。”有道理。听了他那句话之后我很多方式方法都在改变,我力图去改变和建设,抱怨只会让自己一时觉得蛮过瘾的,其实伤别人也伤自己。但有的时候你如果能够提供改变的选择项的话,往往世界会接受你的建议,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经常举这个例子。两个酒吧,一个倒闭了,另一个生意很好。仔细一探讨原因,第一个酒吧是任何客人进来,然后服务员都问,请问您啤酒里面加鸡蛋吗?百分之八十的人说不加,它失去了百分之八十的生意。第二个酒吧,服务员问的是,您是加一个鸡蛋还是两个鸡蛋?百分之八十的人都选择加一个鸡蛋,还有百分之二十的选择两个。我觉得很有趣,生活中每天面对各种事情的时候,我们总在想:你为决策提供进步的选择了吗?

  “要包容不正确的声音”

  南都周刊:不久前两会刚刚结束。之前大家会觉得两会是政府的一件事情,现在公众对这个事情议论明显多了很多。

  白岩松:我觉得大家希望不“被代表”。大家希望自己的声音真的有人代表自己,去发出来,包括自己也有渠道去发出来。我觉得中国人对自身权利的关注显然在增长。

  南都周刊:这个“增长”是个什么程度?

  白岩松:在中国任何事情你也别指望一夜之间就怎么样了,那太可怕了。从我的这种角度看,我害怕中国任何一夜之间发生的改变,哪怕是大家期待的好的,因为引起的危险都太大。它应该是一种渐进式的,但是方向必须非常明确,是向前的,而且保持一定的速度,我觉得这会比较合适。

  南都周刊:有人说,不管是民意对提案的狠批,还是对“炮手”的热赞,都呈现了民权意识的普遍高涨。你觉得“高涨”这个词用在这里是不是合适?

  白岩松: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仅仅鼓励有正确的声音出现,也要包容不正确的声音。我们不能总以为自己是对的,而打压那些错的,有一天我们一定会以同样的热情把对的也打掉,这是我非常担心的。

  比如几年前就有人说过,这些委员代表怎么只代表自己那个行业的利益?废话!如果不代表他的行业他应该代表谁呢?如果每个人都不代表他自己,每人都认为我代表国家,我代表所有的民众,我认为这是太荒唐的一件事情。可是媒体为什么不清楚这一点呢?

  南都周刊:有一些很刺耳的,比如某制药公司总经理宗立成称“医改如果成功,是全国人民的悲剧”。如此为自己的群体代言,是否太过分?

  白岩松:目前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媒体和公众慢慢学会刺耳(的话)也要听,他有说刺耳话的权利,不是吗?如果我们现在是在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话,难道不该从此做起吗?如果他没违法的话,如果他没有触碰太强烈的核心道德的话,他有权说刺耳的话。你要知道,有权说刺耳的话跟有权说真话是一样的重要,如果大家只是下意识地认为说真话是该得到维护,说刺耳的话是要痛打落水狗,有一天连人说真话的可能都没有。

  南都周刊: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媒体和大众对两会热点中近似于娱乐化的解释和解读,比如李小琳的拉丁舞、总理记者会上的美女翻译、张晓梅的系列提案等,是不是也应该得到一份宽容?

  白岩松:非常正常,如果你回头去看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进程的话,我们居然可以娱乐一下两会,难道不是进步吗?在过去很荒唐的岁月里头你敢娱乐两会吗?没有。现在可以娱乐了,进步了,但是仅到此为止,进步不大,我期待下一步的进步。

  我今年两会的第二天就做了一期节目《少追明星多追问题》,因为当时看到刘翔他们被追得东倒西歪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的注意力有点偏了。首先我认为它是进步,大家可以娱乐它,但另一方面还是要追问题,两会是要追问题,是要追解决的答案。要说我对今年两会有什么不太满意的话,就是听着蛮过瘾的话挺多的,但是听着让我眼前一亮的方案很少。

  “少一点畏惧就会多一点真话”

  南都周刊: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但中新社采访了近20位人大代表,绝大多数代表认为讲真话并不难。在你看来,讲真话越来越难,还是越来越容易?讲真话的委员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

  白岩松:从这几十年来看,说真话当然是越来越容易。想一想说真话曾经丢命,现在会吗?遇罗克,丢命了吧,张志新,丢命了吧,现在不会吧?所以毫无疑问就是进步了,但是我觉得离大家期待的还远。这里有一个概念,讲真话的对立面是不是“假话”呢?我认为,讲真话的对立面更大比例的不是假话,而是空话和套话。

  大家不满意的是目前“空话”、“套话”成比例地在增长。你说多少人说了假话了?你在两会上都找到几个真正说假话的?没有。我觉得这一波“讲真话”的呼吁针对的不是假话,而是空话和套话,以及为获取自己的利益而阿谀奉承的话。我觉得这是关键。

  南都周刊:你认为说套话是阶段性的问题,还是整个官场几千年没法改变的问题?

  白岩松:现在人们已经开始不太能容忍这些东西了,周洋说感谢父母,你不觉得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喜欢周洋的说法,而反感我们官员的那种说法?我觉得这就是进步。

  那个体育官员甚至也起到了“好”作用。我觉得将来先“感谢国家”容易出现笑场的效果,成笑场语。你不信试试,你得了什么《南都周刊》内部奖你上去说我先“感谢国家”,底下肯定哈哈大笑鼓掌,它被解构了。

  南都周刊:政协委员朱振中针砭党政部门搞形式、唱高调的发言,8分钟赢得9次热烈掌声。但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不愿意讲真话?

  白岩松:当你真正不畏惧什么的时候,你就会说真话。就这么简单。有很多人仅仅是因为一些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就开始说着那些言不由衷的空话套话。我就经常会觉得人怎么想不明白呢,你有什么可畏惧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个时代早已改变了过去的“此处不留爷,就是葬身处”,所以我觉得社会要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少一点畏惧就会多一点真话。

  还有一个,讲真话不仅仅取决于个人,还取决于要有一个约束性的东西。比如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就从法律的层面决定了你要讲真话,政府你要率先去讲。有的时候挺奇怪的,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刚才还说得特好呢,话筒一到嘴边,比领导还空。但是你要理解,这是环境造成的,所以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慢慢来。

  南都周刊:有个问题,不知你方便不方便回答。倪萍在两会期间向媒体称,“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这好像也是真话、实话,你对此有何评价?

  白岩松:我相信中国的人大代表里头,绝大多数跟倪萍一样,对吗?倪萍说出来了,挨了一通臭骂,然后没说的啥事没有,我们是不是在鼓励大家沉默是金?我觉得公众在骂倪萍的时候也要想一想,她说的是假话吗?她是不是点出了一个事实?

  南都周刊:跟倪萍的话题有关,有委员发起联名提案,建议给人民大会堂的表决器加个盖,以免会场上的摄像机扫射过来增加压力。这种提议有必要吗?

  白岩松:当然有。这不仅仅是一个表决器加个盖的问题,还是需要秘密投票的问题。如果谁都不知道你是投了反对票还是赞成票,那么才能真正地反映民意。

  “民主的速度与模式是大问题”

  南都周刊:从网络征集民意到两会微博,民众连通两会的手段也与时俱进,BBC的报道用了“e两会”这个词。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正是媒体技术手段的进步,才进一步燃起民众对议政的热情?

  白岩松:只不过是参与的技术手段更便捷丰富,但是起实质作用的可不是它,起实质作用的还是时代究竟进步到怎样的地步。有了电视已经那么多年,不是很久也没有直播吗?所以技术不是最重要的。但我觉得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先天具有更加民主的特质,很好,正好嵌在中国的民主进程当中,会在中国发挥可能比其他国家更重要的作用。

  南都周刊:相对技术手段的进步,有些民主化的进程是不是显得太慢了一些?

  白岩松:我觉得在中国最重要的是已经开始,而且我对未来的判断不是那么悲观。它不是说谁赐予的,而是社会发展到这一个地步,矛盾积累到这一个地步,问题积累到这一个地步,必须找新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层面。

  大家说(民主)这个话题还是觉得蛮敏感的,其实我一点都不认为敏感,十七大闭幕式之前直播一个小时,我谈的全是民主,当时所有人都感到惊讶——我说你惊讶什么呀?你是不是没仔细看过十七大报告?关于民主进程,在十七大报告里写得非常多,而且非常大胆,所以我觉得十七大是两个民,一个“民生”,那时候被媒体关注了;还有一个是民主,大家没太关注,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可敏感的。

  我觉得民主是不可阻挡的,但是速度和模式是当下的大问题。中国该实施一个什么模式的民主?我不是说官方的语言,我自己都在觉得直接照搬西方的肯定没戏。五年之内我们看看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同样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三个人要竞争一个县委书记。会不会是这样从党内的票决和竞争开始?都有可能。

  还有一个就是速度,这个不用说了,这是我一贯的看法,在中国很多改革都是渐进式,但是它必须拥有一定的速度,因为太慢的话,积累下来的问题和矛盾是不能够承受的,所以这里要有一个很和谐的速度相对应。这个我不太悲观,我觉得民主是不可阻挡的。

  钟南山:我不乱轰,我有的放矢

  在今年两会上,73岁的钟南山锐气十足,批评会风,直言医改缺陷,对劳动合同法、政府工作报告的缺点,也直率陈言。他说讲真话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传统,因为父亲一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但钟南山并不认为自己是“炮手”,也懂得拿捏说话的分寸。

  南都周刊记者_石宴瑜 广州报道

  3月17日上午9时30分,身着粉紫色衬衫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医学院教授钟南山走下讲台,立刻被涌过来的学生们以及鲜花和小礼物围住,先是集体大合照,接着单个合影,最后是签名留念,钟南山都微笑着有求必应。

  其实这是一堂名为《呼吸系统总论》的纯英语课,听课的除了广州医学院2007级临床医学专业60名学生,还有几十名广医教师、以及“蹭课”的其他专业同学。73岁的院士钟南山用了两天时间备课,他说:“我传授的不仅是知识,更是理念。”

  “尊重事实”是钟南山作为知识分子的底线,“讲真话”是他为人的原则,要像父亲一样“做人问心无愧”,即使成为呼吸系统疾病研究的权威,他也一直在自己的学生和团队里倡导这种精神。

  今年的两会上,从医改不算成功到甲流瞒报、甲流欠账,钟南山聊的话题似乎句句都戳到卫生部痛处,但这位向来敢说真话有着学术良知的专家认为,自己是在帮助政府提高效率。

  反感“大炮”这个词

  南都周刊:你曾经说过,人最可贵的是讲心里话,虽然讲心里话不一定是对的,我理解这个心里话就是指真话。

  钟南山:是的。广州的孙志刚事件,我讲了“收容制度不见得是错、但是执行的人不对”的话,现在我也不觉得多大错,但是当时受到很多批评,甚至有人认为我很可耻。

  可能我讲得不全面,可能我不大懂,也可能是我错了,但毕竟是我的心里话。所以我说过,任何单位或者群体,假如大家都能说心里话,这个群体肯定是生机勃勃的。

  南都周刊:你的团队是这样做的吗?

  钟南山:我们在讨论问题时绝对是生机勃勃的!他们可以当面不同意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关系,我非常鼓励。假如他讲得对,我会改。有时他不能说服我,我要坚持我的,我就会说过一两个星期再看看怎么样是对的,所以在我的团队里,都愿意讲真实的话。

  南都周刊:感觉你讲话的语言其实是比较温和的,但近几年你多次被评为人大“炮手”,你怎么看这个称号?

  钟南山:我并不欣赏这种提法,从来不欣赏自己被封的这个称号。不知道谁把我封为大炮手,我很反感这个词,什么叫大炮呢?好像感觉是没有原则的、乱轰的,而我是有的放矢的,所以我不觉得这样的名称恰当。

  大炮的意思带有点抢风头或者显示自己与众不同,我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从来没想过引起媒体的注意。SARS时我跟香港有过对立,后来我去过香港几次,非常诚恳地说了我的看法,后来绝大多数报纸包括苹果日报报道都比较客观。对媒体我抱着很尊重的态度,而且真诚地信任,往往媒体能很客观地报道我。

  但是有极少数会断章取义,甚至是曲解,简直是无中生有。像这次两会我说到医疗改革工作,当时我和李克强副总理讲的时候,很强调大医院能不能帮助小医院提高水平,这是大医院的主要任务,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媒体报道会反过来,成了我说“大医院不要欺压小医院”,看到这样的题目觉得莫名其妙,简直是无中生有。

  南都周刊:你说了根本不相信官方统计死亡数据后,有些人感觉是在挑战卫生部。

  钟南山:我感觉卫生部的反应比较正面,起码跟我接触的人没让我感觉是给他们挑刺儿,包括我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一体化,实际上我的出发点是为卫生部说话,当然各人有不同理解。

  那次我是有意识地讲的,我的学生全国都有,听到他们不少反映,当时要么根本不查,实际上临床症状和甲流一样,死了也就拉倒,少数查了以后交待不要报,这些情况越来越厉害,当时就讲了这话,我知道卫生部是不会瞒报的,问题在下面。我应该讲出来,让有关地方警惕,另外卫生部对他们也有一个监督,实际上讲完以后起到了这个作用。

  南都周刊:你说过会议不是来吵架的,反映问题是为了帮助政府提高效率,所以一般并不会用激烈的方式表达观点?

  钟南山:绝大多数我是很温和的,个别时候是很坚决的。比如说,根本不相信,从来不相信,绝对不相信,因为有很充足的依据这样讲,多数情况下很少有意识地把某个东西放在对立面。像有媒体报道说,“钟南山炮轰卫生部和人事部”,这种提法也不合适。我只是觉得不落实的东西说了要赶快解决,但是拖了这么长时间还不落实,后来两个部回应说,我们早就发文件了,发文件不落实有什么用?在我了解的大多数医院,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还好甲流没有往上走,往上走的话,很多医院就苦了,“炮轰”这种标题容易引起反感,也容易引起一些朋友对我的顾虑,他们说你以后讲话要小心。

  并无“舍我其谁”的霸气

  南都周刊:以你的个性,越是在讲很敏感的话的时候,越注意分寸,是吗?

  钟南山:是!都七十几岁了,我知道应该怎样说不会伤害别人,只是要把这个问题讲明白,这个意图,不希望伤害任何人,因为人总会有做对、做错的时候,我只针对事情。

  南都周刊:你曾经试过因为讲真话伤害到别人?

  钟南山:当然有。很无意的话,伤到别人的自尊心,我后来才知道,就很后悔。经过了很多波折以后,人生上上下下,农村、城市、工厂,我懂得了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行。我有一条很好,知道错了就会改,哪怕现在也是这样。这点我还没有那种所谓特别强势的感觉,我想我没有“舍我其谁”(的霸气)。

  南都周刊:如何避免伤害到人?

  钟南山:看他是少数还是大多数。像健字号保健品抗疲劳药掺入了治阳痿的药,减肥药加入了中枢抑制食欲的药或者泻药,我讲了之后说不定断了一些人的生计,也可能会引起一些报复。作为一个医生,最重要的是保护更多的人,不然很多人用了出现心脏病的复发、各种各样的情况,出于医生的良心,必须很鲜明地讲出来,而且我有依据,所以才敢鲜明地讲出来。这些人对我可能很憎恨。

  南都周刊:说真话是你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传统?

  钟南山:是,他从来都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南都周刊:在大家心目中你是敢言的形象代言人,这几年讲真话的经历会让你更有压力吗?

  钟南山:我涉及的问题常常是老百姓健康的问题,其他方面我懂得很少,涉及老百姓健康的一定会得到大家的支持,我从大家的支持中得到力量。所以我觉得更应该这么做。

  南都周刊:要能像你一样做到坚持讲真话,有什么是必需的?

  钟南山:首先是领导,各级领导应该鼓励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很多领导不太喜欢听真话。因为讲真话后头往往是不同的意见。或者其中有跟领导不同的意见,而这个意见可能是对的。敢不敢讲真话,在一个团队里,关键是带头人。

  任志强, 与大众为敌的“争话”逻辑

  “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里的‘乌合之众’是一个常态,对乌合之众的迎合,是人们首选的表达方式。但很遗憾,我不迎合乌合之众。”--任志强

  像任志强怀疑大众的每一句谩骂一样,人们也有权利怀疑任志强的每一次耸人听闻的言辞。也许正是在这样的吵闹中,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多样性,我们才会远离遮蔽,远离盲从,渐渐成为一个个有权利、有思考的人。

  文_苏小和

  众人都说任志强又名“任大炮”,言下之意,是指任志强这个人喜欢信口开河,故作惊人之语。事实上,任志强近几年的确靠着他那张大嘴,赢得一身骂名,以至于有的人咬牙切齿,死活把任志强当成了中国房地产资本家的代言人。

  在这个仇富心态暴涨,房价把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年代,任志强当然是一个送上来的大好靶子。他夜以继日显摆自以为正确的观点,人们废寝忘食发泄自以为正确的愤怒。这个国家因为任志强,成了一台戏。

  从盲从到不迎合

  说实话,人们的愤怒事实上抬举了任志强。在一大串牛气冲天的房地产公司中,华远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企业。从规模上看,华远地产进入不了房地产企业的前50名;从产权上看,华远地产至今仍是一家由北京市西城区主管的国有企业。

  任志强左右不了中国楼市的大局,甚至连搅浑北京楼市的能力也没有;而国企的制度安排,表明任志强的个人财富,主要还是靠工资和奖金,尽管他在自己的子公司里可能做了一些产权改革的尝试,但华远地产国有体制不变,下面再怎么修改,也不过是一种变相的“联产承包”。也就是说,跟潘石屹、黄如论、杨国强、朱孟依这些地产大佬相比,任志强撑死了也就算一种“小富即安”,他不是那种富可敌国的商人,按当下的体制来看,任志强最多也就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北京市面上爱侃大山的“小处长”。

  北京的大街小巷充斥着这种膀粗腰圆、唾沫星子横飞的“侃爷”,任志强对自己的“侃爷”风格并不忌讳,并且认为自己天生就关注政治,关注经济,喜欢宏大叙事:“我们这代人天生就是从政治的染缸当中染出来的。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关心国际大事,关心政治,比如从抗美援朝开始到打倒四人帮等,这代人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让我们不关心政治不太现实。”

  但任志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自己的每一次侃大山,都是一次学术演绎。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和任志强长谈,他上来就言明自己的法学方法论:“律师在法庭上辩论,他肯定攻击对方认为最不应该被攻击的地方,他会选择攻击点,这是一种法学习惯。学过法律的人可能更多会从这些角度,或者从这些方法来思考。”

  在他看来,像马列主义的很多东西,比如“否定之否定”,实际上带有哲学和法学的方法论。这样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会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或者从相反的方向看问题。“不但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而且可能提出一些别人不能理解的观点,这可能是我总是引起大众误会的一个原因。”

  很明显,任志强带有一种法学方法论的自信。当他对那些愤怒的人们说话,事实上他先入为主地给自己预设了一种法学启蒙的色彩。1980年代中期,任志强曾经以“贪污罪”被组织收监,在那一年多时间里,他只能看到法律方面的书,监狱不提供其他的书。因为要自我辩护,任志强不仅将《法学概论》这样的理论书读得烂熟,而且把一些相关的法律条款从头到尾背了下来。日后任志强笑谈道,是看守所的生活把他逼上了法学之路,从此,这种情绪激动、满嘴跑风,时不时惹出麻烦的人,竟然建构起了自己的法学思考习惯。

  面对铺天盖地的谩骂,应该说任志强是有所准备的,他会通过读书为自己找自信。我上次走进他的办公室,桌子上就放着《乌合之众》和《身份的焦虑》两本书。话语之间,他甚至翻开书,大声念阿兰·德波顿的话:“报纸会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势利者通常并无独立的判断能力,他们无非是捡拾那些所谓的社会名流的牙慧。因此,势利者的观点和立场在极大的程度上受报纸导向的影响。”

  这里,任志强理解的“势利者”应该是指市井层面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大众,所以他自我解嘲地说:“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里的‘乌合之众’是一个常态,对乌合之众的迎合,是人们首选的表达方式。但很遗憾,我不迎合乌合之众。”

  熟悉任志强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爱琢磨的人,这意味着,虽然媒体想方设法试图抓住他的某句话进行炒作,但他对媒体的怀疑与审视却一如既往。很多时候,任志强并不是一个迎合媒体的人,有的时候他甚至有些刻薄。所以,接触过任志强的媒体人都说他不好对付,很多人会在他毫不客气的质问下落荒而逃。

  圈子里有这么一个传说,一次,他对一个记者直接发飙:你什么都不懂, 也敢来采访我?我相信这样的传言不虚,事实上,我第一次走进任志强的办公室,他几乎没有抬头,继续改他的文件,说就一边改文件一边采访吧。后来,我们熟悉了,他才哈哈大笑,说他对媒体的态度乃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天生就是一个把话拧着说的人,凡事要反过来想想,不怀疑一下,浑身都不舒服。

  我能想象任志强一些时候对媒体的某种不屑,他的脸上那些总是紧张的肌肉,那些夸张有余的表情,事实上是他刻意流露出来的、自以为看透了这个时代的“知识的骄傲和骄傲的知识”。我曾经问他,一个戴过红袖章、当过红卫兵的中国人,难道他的血液里没有残留着那些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时代癫痫病症吗?他立即回答说,有,但他强调,正因此让他学会了思考。

  “那时候我很盲从,比如认为共产主义要来了、林彪就是接班人等等。盲从之后,会思考的人会发现,不能盲从,所以我才开始倒过来说话。”

  这是一个有方法论价值的自我解读。如果说以前大众盲从的是领袖,那么领袖走下圣坛之后,每个人的主要工作,就是不盲从大众。当我把这样的理解说给任志强,他刻板的脸终于有所展开,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在媒体里强调某一个局部的观点,以至于受众仅仅感知他的片言只语,就开始破口大骂;更没有在愤怒之余,起身,中途离场,让那些兴趣高涨的人们忽然找不到对手。我们眼前的任志强,他的思绪回到了他自己,他自己的人生过程,他的知识结构,他的价值追求,他不时开怀大笑,仿佛所有的喜怒哀乐,所有的思考和追问尽收眼底。

  思考者的尴尬

  其实,采访任志强之前,我有一个预置性的对话姿态:绕过当下热闹的市场沸点,去做一次安静的、略带思辨色彩的对话。理由无他,乃是为了将任志强在一片谩骂之中加以还原。

  一个奇怪的现象便是:他可能一直在试图基于某种体系说话,试图说出一些常识,这样的常识看起来是单独的,孤立的,个别的,但稍微耐心去倾听,就能发现任志强的整体意义,不过,受众显然没有耐心,在几个孤立的词句之后,排山倒海的语言围攻便接踵而来。由此,一直试图思考的任志强忽然成为了某种闹剧中的靶子,而那些展开攻击的人们,事实上他们手中的武器更加苍白,空有一堆乌有的情绪而已。

  在他的身上,堆积着太多的疑问。那些惹来围攻的言说,是他信口开河嘛?在目前曝光率很高的一批中国企业家中,陈东升、毛振华、任志强可能是最具数据意识和文献意识的几个人,前两人乃经济学科班出身,师从董辅,而任志强唯一的大学经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上了一个研究生班,他坦承没有进过几次课堂,不是一个好学生。如果听过任志强的演讲,应该能发现他每一次演讲几乎都连带着大量的数据和文献,这样来看,围绕他的诸多争吵几乎就是一个幽默,任志强自以为是地言说,听众简单快意地谩骂,某种由大多数人组成的词语暴力似乎形成了对任志强的包围。

  那他是不是既得利益阶层的代言人?任志强至今不过是一家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但他呈现的所有言说却似乎与自由市场经济有关。我相信大多数攻击任志强的人,都有一种公平的追求,都有某种仇富的心理。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屁股决定脑袋,任志强应该是一名国有经济的捍卫者,而不是市场经济的阐释家。但人们对任志强的攻击存在先天性的错位,似乎选错了目标。因为任志强显然不是一个“奸商”,不是一名“暴发户”。以制度论,他可能只是一名政府工作人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商人。

  但吊诡的是,既然只是一个国企代言人,为什么在任志强的身上,又看不到通常意义上的遮遮掩掩,看不到那种有些虚伪的王顾左右而言他,很难听到那种官话和套话?

  有一种说法:王石这样的人因为无法改变万科的国有体制,只能靠爬山和NGO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如果这样的解释成立的话,那么任志强应该就是意识到自己这辈子成不了大企业家,所以他选择用思考,甚至是用学术思考来寻找人生价值。

  如果任志强真的是以学术思辨为生,那么,那些粗糙的争吵就有价值。面对任志强,我的问题在于,一个经历过饥饿、“文革”和开放的中国人,他为什么想成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人,他今天的思考和行动,是否有些矫枉过正,是否又陷入另外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中,为什么在一片咒骂声中,他竟然可以如入无人之境,一个人自以为是,独自前行?

  一个丰富的人生案例,显然比那些莫衷一是的观点之争和利益之争更让人有兴趣。像任志强怀疑大众的每一句谩骂一样,人们也有权利怀疑任志强的每一次耸人听闻的言辞。也许正是在这样的吵闹之中,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多样性,我们才会真的远离遮蔽,远离盲从,渐渐成为一个个有权利、有思考的人。

  任志强“争话”录(整理实习生杨胤)

  ● 房地产就应该具有暴利!

  ● 不让穷人买得起商品房!

  ● 禁止炒房就是违宪行为!

  ● 买卖有理,炒房无罪!

  ● 中国住房分为穷人区与富人区很正常。

  ● 房价降了,房地产开发商有权不盖房。

  ● 商品房定价无需公众监督。

  ● 历史证明房价永远都是上涨。

  ● 对真正有钱的人来说房价还不够高。

  ● 严格说来开发商被强奸了。

  ● 买不起房你为什么不回你农村。

  ● 85%家庭买不起房结论简直荒谬。

  ●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要一下子超越自己的父辈呢?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错误观念,就是住房体系中,总是说居者有其屋,按道理说,应该是居者有其所,有地方住就行了。

  ● 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

  ● 他不买天价地,他就没地,饿死了。所以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

  ● 中国人太有钱,房子太便宜。

  ● 房地产比鱼翅,鱼翅再贵也不是泡沫。

  ● 房地产是北京发展的重要支柱,住房价格本身就是控制人口增长与控制人口素质的门槛。

  ● 房地产非暴利,农民工也买得起房子。

  ● 如果你不是中高收入阶层,你就别在这谈房地产市场,这个市场和你没有什么关系。

  ● 国有企业家、国有资本,政府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让我们干房地产我就不干房地产。我们只是当丫环的,都是政府说了算。

  ● 宏观调控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房价下跌,而是让房价稳定增长,不能因为房价没有下跌就认定宏观调控不到位。

  ● 买房子其实不是解决居住问题,房子是一种财富,就像钻石戒指一样。

  ● 买不起房别指望房子降价。

  ● 住建部管不了房价。

  ● 楼市政策越紧,房价越高。

  ● 天价地上盖什么户型的房子都不会是保障。大多数骂房价高的人都是买不起房,又不敢说政府,就只剩骂开发商了。

  ● 房地产打下去GDP就掉下去了,GDP掉下去,温总理比我们开发商还急。

  ● 拿地得先有钱,钱呢?看来也不是我无能,是央企太有钱了。

  ● 北京的房价是高,但高得是有道理的,目前也降不下来。

  胡舒立的第三条道路

  她更渴望站在一个法治的平台,站在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平台上,而不愿意继续躲在权力和资本的阴影里瑟瑟说话。从这里出发,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

  文_苏小和

  胡舒立11年的经济话语,如今读来,并不过时,大多数文章今天如在杂志上再刊登一次,仍然叫人坐立不安。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要么是胡舒立视野开阔,她一直比别人看得远,看得透;要么就是这些年中国的经济格局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进步,财大了,气粗了,大国就要崛起了,但经济背后的方法论,却还是当年的老一套,甚至比当年还不济。

  胡舒立的姿态

  感谢胡舒立!这些年她写得热火,我看得激动。不过遗憾总是有的,常识都摆在这里了,但效果并不突出。1998年,胡舒立就写下了“告别红色资本家”这样的文章,12年之后,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仅在国内所向披靡,简直有要在全世界攻城略地的豪迈架势;12年前我在香港看见众人纷纷追捧所谓“紫筹股”,内地国家资本闹得香港资本市场风生水起,12年后,不仅国有企业在北京成了地王,连军工企业也要豪迈进入房地产市场捞钱了;2004年,胡舒立写了“官商结合和民营经济”,今天,中国的私人老板们几乎离开了政府支持,就不知道怎么生存,连温州当年那一批游走市场的生意人,如今也纷纷成了地方政府的门下走狗;2006年,胡舒立写下了“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再次提到了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那么,这些年我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呢?

  回想30年的变迁,我们曾经有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措施,曾经有过解放思想、大力平反的改革措施,有过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价格市场化的改革措施,我们还有过加入WTO、真正将中国带入全球化的改革措施,但是在此之后,我们是不是再也找不到真正有制度建设意义的改革了呢?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处在一个重要的正在失去的10年之中呢,这种不改革的成本,究竟会给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而在2009年,她又写下“警惕隐形贸易保护主义”,说的虽然是美国当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但对中国贸易问题的建言,也在其中,君不见各路企业趋之若鹜的出口退税、财政补贴,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贸易逆差,就是一种比之贸易保护主义更加短视的国家行为。

  中国十年之真问题,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这显然不再是一个理论的探索问题,而是有没有勇气和能力来实施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无力感由此可见一斑!仅仅就胡舒立而言,更具体的无力感,可能还不是面对经济态势的某种无奈,而是与她有切身利益关系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战略走向。

  众所周知,2009年是胡舒立人生大转型的关键年份。她带着豪华的采编经营团队从《财经》撤出,搭建了财新传媒这样一个志存高远的新兴全媒体平台。如此,胡舒立长达11年的媒体职业经理人生涯终结,而具有现代企业制度征象的媒体企业家身份由此展开。无论如何,这都是中国新闻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件事,与之相关的争论可谓众说纷纭。

  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和投资家都不看好胡舒立的姿态,理由是,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胡舒立如此抽身而出,是对资本的一种不负责任。但问题在于,胡舒立显然比诸多企业家们更知道这个道理,2001年,她曾经写过《承认资本的权力》,“资本意志的变化,来源于其性质和组成的变化,谈不上高贵、或是卑鄙,智慧或是愚蠢,有情或是无情,而如果不能理解其间的区别,漠视资本的意愿,失去资本的信任,便极有可能遭到资本的否决”。

  对公司治理和资本博弈如此熟稔,胡舒立仍然选择了出走,这其中必然有更本质的隐情。中国媒体人的难处在这个时候被直接摆在广场上,让所有心中装着媒体梦的人们纠结,所以,与企业家、投资家的态度背道而驰,几乎所有的新闻人都在为胡舒立加油,希望她早一天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新闻平台。

  她就是一个写字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社会中,中国的新闻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难道堂堂如胡舒立也仓惶如丧家之犬吗?我所看到的现实是,媒体人天天在电视上,报纸上,杂志上,如今还在网络上呼喊现代企业制度,呼唤清晰的产权、自由的竞争,但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清晰的产权,所有的媒体从业人员都在一个近乎垄断的产业里得过且过。

  如此局面,意味着今天如过江之鲫的新闻从业者,事实上是一群得不到法律保障的边缘人群;意味着这样一群看上去有文化有知识还有追求的人群,在今天这个渐渐开放的市场中,并不是一个具有私人权利和行业权利的群体;意味着在一个产权逐渐得到界定的市场经济年代,中国的新闻人并不是可以真正参与到竞争中去的市场主体;意味着新闻从业人员要么选择做权力的走狗,要么选择做资本的走狗。

  这正是现实。有的新闻人直接把目标锁定在利润上,为了利益可以丢掉一切的媒体属性;有的人成了权力的传声筒,新闻成了长官意志,媒体成了权力的附属品。活着成了我们最重要的任务。难道这是我们惟一的结局吗?我们的媒体能不能既不依附于权力,也不依附于资本,而是站在第三条道路上,为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为了所有人的知情权,发出真正独立且自由的声音呢?

  现在我相信胡舒立长达11年的写作,就是这种独立且自由的声音。我还相信,胡舒立不仅是新闻技术的领先者,事实上她更渴望站在一个法治的平台,站在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平台上,而不愿意继续躲在权力和资本的阴影里瑟瑟说话。从这里出发,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新闻史学意义。

  某种意义上,一部中国现代新闻史,就是一部争取自由言说权利的历史。清末,伴随着民智渐开,《新民报》就提出醒目的办报宗旨:“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这样的表述,事实上隐含着现代媒体产权与言论权的双向独立立场。中国的新闻先辈们很早就意识到,真正独立的媒体,不仅是新闻理念的独立,也是财产权的独立。张季鸾显然更加认同这样的道理,他在主持《大公报》期间,先声夺人,直接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方针。论及“不卖”,他说“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令人沮丧的案例也俯拾即是。储安平创办《观察》,他的政论文字思路清晰,语言犀利,成为当时的一面旗帜。储安平同时还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讲授《比较宪法》、 《各国政府与政治》,可谓真正学院型新闻人才。但他没有在产权与分工的层面理解新闻,虽然有胡乔木推荐他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但仍然没有摆脱悲凉的命运。还有著名的陶菊隐,北洋军阀时代无孔不入的新闻人,后来只能以写旧闻为生。有意思的是,即使是旧闻,陶先生也枷锁缠身。

  我相信聪明如胡舒立,对这样的历史图景烂熟于心。所以她要有所作为,既要继承前辈的卓越理念,也要走出前辈的新闻困境。如此,今天我们看到的胡舒立新闻格局,既是一种基于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分工格局,也是一种基于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格局,更是一种基于知情权的自由格局。如此,胡舒立所有的努力,既是在这个变革有些迟缓的年代力所能及的制度性探索,也是未来中国新闻产业可能大面积改革的一种预示。

  沉寂数年的老崔健最近新推出的歌曲《蓝色骨头》,技术上完全向R&B和RAP靠拢,但歌词却写得分外具有中国语境: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一个写字的,

  只要我有笔,谁都拦不住我,

  这就是我的事业;更是我的兴趣,

  还能有什么工作比这更来兴趣呢。

  我想说的是,胡舒立其实就是一个写字的,为这个古老的国家,为这个浮躁的时代,为身边忙碌的人群,当然也是为他们自己,胡舒立和她的团队一直在写作,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忙碌。

  胡舒立的第三条道路

  她更渴望站在一个法治的平台,站在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平台上,而不愿意继续躲在权力和资本的阴影里瑟瑟说话。从这里出发,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

  文_苏小和

  胡舒立11年的经济话语,如今读来,并不过时,大多数文章今天如在杂志上再刊登一次,仍然叫人坐立不安。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要么是胡舒立视野开阔,她一直比别人看得远,看得透;要么就是这些年中国的经济格局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进步,财大了,气粗了,大国就要崛起了,但经济背后的方法论,却还是当年的老一套,甚至比当年还不济。

  胡舒立的姿态

  感谢胡舒立!这些年她写得热火,我看得激动。不过遗憾总是有的,常识都摆在这里了,但效果并不突出。1998年,胡舒立就写下了“告别红色资本家”这样的文章,12年之后,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仅在国内所向披靡,简直有要在全世界攻城略地的豪迈架势;12年前我在香港看见众人纷纷追捧所谓“紫筹股”,内地国家资本闹得香港资本市场风生水起,12年后,不仅国有企业在北京成了地王,连军工企业也要豪迈进入房地产市场捞钱了;2004年,胡舒立写了“官商结合和民营经济”,今天,中国的私人老板们几乎离开了政府支持,就不知道怎么生存,连温州当年那一批游走市场的生意人,如今也纷纷成了地方政府的门下走狗;2006年,胡舒立写下了“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再次提到了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那么,这些年我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呢?

  回想30年的变迁,我们曾经有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措施,曾经有过解放思想、大力平反的改革措施,有过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价格市场化的改革措施,我们还有过加入WTO、真正将中国带入全球化的改革措施,但是在此之后,我们是不是再也找不到真正有制度建设意义的改革了呢?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处在一个重要的正在失去的10年之中呢,这种不改革的成本,究竟会给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而在2009年,她又写下“警惕隐形贸易保护主义”,说的虽然是美国当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但对中国贸易问题的建言,也在其中,君不见各路企业趋之若鹜的出口退税、财政补贴,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贸易逆差,就是一种比之贸易保护主义更加短视的国家行为。

  中国十年之真问题,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这显然不再是一个理论的探索问题,而是有没有勇气和能力来实施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无力感由此可见一斑!仅仅就胡舒立而言,更具体的无力感,可能还不是面对经济态势的某种无奈,而是与她有切身利益关系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战略走向。

  众所周知,2009年是胡舒立人生大转型的关键年份。她带着豪华的采编经营团队从《财经》撤出,搭建了财新传媒这样一个志存高远的新兴全媒体平台。如此,胡舒立长达11年的媒体职业经理人生涯终结,而具有现代企业制度征象的媒体企业家身份由此展开。无论如何,这都是中国新闻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件事,与之相关的争论可谓众说纷纭。

  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和投资家都不看好胡舒立的姿态,理由是,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胡舒立如此抽身而出,是对资本的一种不负责任。但问题在于,胡舒立显然比诸多企业家们更知道这个道理,2001年,她曾经写过《承认资本的权力》,“资本意志的变化,来源于其性质和组成的变化,谈不上高贵、或是卑鄙,智慧或是愚蠢,有情或是无情,而如果不能理解其间的区别,漠视资本的意愿,失去资本的信任,便极有可能遭到资本的否决”。

  对公司治理和资本博弈如此熟稔,胡舒立仍然选择了出走,这其中必然有更本质的隐情。中国媒体人的难处在这个时候被直接摆在广场上,让所有心中装着媒体梦的人们纠结,所以,与企业家、投资家的态度背道而驰,几乎所有的新闻人都在为胡舒立加油,希望她早一天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新闻平台。

  她就是一个写字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社会中,中国的新闻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难道堂堂如胡舒立也仓惶如丧家之犬吗?我所看到的现实是,媒体人天天在电视上,报纸上,杂志上,如今还在网络上呼喊现代企业制度,呼唤清晰的产权、自由的竞争,但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清晰的产权,所有的媒体从业人员都在一个近乎垄断的产业里得过且过。

  如此局面,意味着今天如过江之鲫的新闻从业者,事实上是一群得不到法律保障的边缘人群;意味着这样一群看上去有文化有知识还有追求的人群,在今天这个渐渐开放的市场中,并不是一个具有私人权利和行业权利的群体;意味着在一个产权逐渐得到界定的市场经济年代,中国的新闻人并不是可以真正参与到竞争中去的市场主体;意味着新闻从业人员要么选择做权力的走狗,要么选择做资本的走狗。

  这正是现实。有的新闻人直接把目标锁定在利润上,为了利益可以丢掉一切的媒体属性;有的人成了权力的传声筒,新闻成了长官意志,媒体成了权力的附属品。活着成了我们最重要的任务。难道这是我们惟一的结局吗?我们的媒体能不能既不依附于权力,也不依附于资本,而是站在第三条道路上,为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为了所有人的知情权,发出真正独立且自由的声音呢?

  现在我相信胡舒立长达11年的写作,就是这种独立且自由的声音。我还相信,胡舒立不仅是新闻技术的领先者,事实上她更渴望站在一个法治的平台,站在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平台上,而不愿意继续躲在权力和资本的阴影里瑟瑟说话。从这里出发,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新闻史学意义。

  某种意义上,一部中国现代新闻史,就是一部争取自由言说权利的历史。清末,伴随着民智渐开,《新民报》就提出醒目的办报宗旨:“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这样的表述,事实上隐含着现代媒体产权与言论权的双向独立立场。中国的新闻先辈们很早就意识到,真正独立的媒体,不仅是新闻理念的独立,也是财产权的独立。张季鸾显然更加认同这样的道理,他在主持《大公报》期间,先声夺人,直接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方针。论及“不卖”,他说“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令人沮丧的案例也俯拾即是。储安平创办《观察》,他的政论文字思路清晰,语言犀利,成为当时的一面旗帜。储安平同时还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讲授《比较宪法》、 《各国政府与政治》,可谓真正学院型新闻人才。但他没有在产权与分工的层面理解新闻,虽然有胡乔木推荐他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但仍然没有摆脱悲凉的命运。还有著名的陶菊隐,北洋军阀时代无孔不入的新闻人,后来只能以写旧闻为生。有意思的是,即使是旧闻,陶先生也枷锁缠身。

  我相信聪明如胡舒立,对这样的历史图景烂熟于心。所以她要有所作为,既要继承前辈的卓越理念,也要走出前辈的新闻困境。如此,今天我们看到的胡舒立新闻格局,既是一种基于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分工格局,也是一种基于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格局,更是一种基于知情权的自由格局。如此,胡舒立所有的努力,既是在这个变革有些迟缓的年代力所能及的制度性探索,也是未来中国新闻产业可能大面积改革的一种预示。

  沉寂数年的老崔健最近新推出的歌曲《蓝色骨头》,技术上完全向R&B和RAP靠拢,但歌词却写得分外具有中国语境: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一个写字的,

  只要我有笔,谁都拦不住我,

  这就是我的事业;更是我的兴趣,

  还能有什么工作比这更来兴趣呢。

  我想说的是,胡舒立其实就是一个写字的,为这个古老的国家,为这个浮躁的时代,为身边忙碌的人群,当然也是为他们自己,胡舒立和她的团队一直在写作,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忙碌。

  长平:讲真话的路径

  如果只强调说真话的道德勇气,那要么是把从政者都变成“有道德洁癖的精神贵族”,要么自身也成为一句假话。只有在从政者说真话才有机会获得喝彩、才有机会爬上去的环境下,巴金先生的判断才能成立:“说真话并不难......”

  所谓的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 巴金

  文_长平

  人们在怀念作家巴金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夸张地说,他晚年提倡讲真话,在民族的灵魂世界树立了一座万人敬仰的丰碑,整整影响了一代人,而且还将继续影响下去。按照这个逻辑,讲真话可以仍然困难重重,但应该越来越容易才对。可是在今年的“两会”上,我们听到了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的一句真话:“说真话越来越难”。

  巴金先生对“文革”的总结很简单,那就是一场不说真话、不做真事的运动。他还说,那些权势人物就是靠讲假话爬上去的。不过巴金先生并没有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场不说真话、不做真事的运动,为什么说假话就可以爬上去?既然说假话有这么大的好处,那么人们说真话的动机在哪里呢?巴金先生在“文革”后讲了一些“文革”的真话,得到了热烈的喝彩;假如他在“文革”中就讲真话,又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呢?

  显然,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空话、套话,取决于一个怎样的语境。张委员说,“有些人不敢讲心里话,只能选择一些过得去的话,其实大家在基层干了这么多年,有很多话想说,就是选不到一个机会,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所以要不就不讲,要不就不痛不痒说一说。”这种情况下,谁要站出来讲真话,反倒有些奇怪,会成为新闻。就像张委员这样,被很多媒体报道。

  当然讲真话首先是一种道德。巴金先生说,“只有讲真话,才能认真地活下去。”这话对有道德感的人才有用。道德感首先要求面对自己的内心,是自己对自己的灵魂以及自己所持信仰的交代。因此,备受谎言折磨的人,往往是枯坐书房里冥思苦想的作家和诗人。索尔仁尼琴曾经号召大家,“莫要靠谎言过日子”。他说,“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环境,社会条件,是超脱不了的,存在决定意识嘛,我们有什么用?我们毫无办法。……可我们有办法──什么事都办得到!”

  索尔仁尼琴开出的办法其实跟巴金说的类似,那就是——“唾弃谎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说的是彼时的当下,敢于面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办法包括:

  ──不举手赞成不真心同意的提案;既不公开也不秘密投票赞成不称职或不可靠的人;

  ──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

  ──不订阅和不零买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

  这些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是基本的道义,即使对现在的多数人而言,恐怕也只有有道德洁癖的人,才会严格地遵循。

  索尔仁尼琴下面这番话,在很多人听来,也许真的只是天真的梦呓——他说:“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那么,是我们,应该受到普希金的蔑视:干嘛赐给牲口以自由?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那些说惯了空话套话的官员们可以释然,因为索氏后来成为一个彻底脱离社会的人,一个无可救药的愤世嫉俗者。──他的确是一个有道德洁癖的精神贵族。

  我记得哈维尔也开列过类似的清单。哈维尔是一位荒诞剧作家,但他并没有因此走上中国作家津津乐道的“纯文学”道路,而是不能容忍生活中的荒诞,最后成为一位政治家。

  在很多政治家看来,哈维尔把政治当文学在搞,所以那么强调道德、良心和灵魂。这种说法其实只对了一半。另一半的故事是,哈维尔并没有要求大家只要守住灵魂就行,各自煲一锅心灵鸡汤,悠然自得地享用。事实上,他和他的同道一直在行动,并以行动换来了社会转型。

  哈维尔的思想和行动可以理解为,个人内心的纯洁,最终应该换来社会制度的干净。假如我们回避这一点,只强调说真话的道德勇气,那要么是把代表委员们都变成“有道德洁癖的精神贵族”,要么自身也成为一句假话。在对于张维庆委员的报道中,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基本上只是在呼唤道德勇气。这也只做了一半的工作。由于另外一般的搁置,可以肯定的是,到明年、后年甚至很多年以后,张委员们还会有同样的抱怨。

  即便是在西方政治文明更加发达的国家,议员们也不可能都有哈维尔的境界,他们更多地也只是政客。哈维尔似的政治家,必须为这些政客创造一个环境,跟巴金先生和张维庆委员所指控的情况不一样,政客们说真话才有机会获得喝彩,才有机会爬上去。只有这样,巴金先生的这个判断才能成立:“说真话并不难……”

来源:南都周刊  (整理 实习生 杨胤)
金令牌猎头
企业找猎头  职业经理人找猎头
北京猎头职位
上海猎头职位
广州猎头职位
联系我们 | 金令牌猎头 | 法律声明 | 猎头服务 | 职业经理人俱乐部 | 设为主页 | 收藏本站
职业经理人周刊  Copyright® 版权所有   微信:AirPnP   TEL:010-85885475
京ICP备05025905号-2京公网安备1101050091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