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当地时间凌晨2点，23岁的法国女孩艾米莉依旧坚守在贝拉中心（Bella Center）。和她在一起的还有20多个来自全球各非政府组织的年轻人，他们都正襟危坐，毫无睡意。
之前的24小时起，超过110个国家的领导人陆续来到哥本哈根。而未来的48小时，则被认为是解决陷入僵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最后机会。这些年轻人希望在寒冷中的等待能够推动一个美好愿景的实现。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于17日下午抵达哥本哈根Kastrup国际机场。之后的两天，他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国家领导人峰会，并将在18日上午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中国政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立场和主张。
刚下飞机的温家宝，便立即会见了本次会议主席、丹麦首相拉斯穆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巴西总统卢拉等。在会见拉斯穆森时，他提醒说，在哥本哈根会议最后关头，各国必须着眼大局，立足现实，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锁定已做出的承诺，迅速凝聚共识，达成一个显示国际社会共同政治意愿、体现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努力、为各方所接受的成果文件。
这是这位67岁的中国老人的心愿，也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诚意显现。
中国正用实际行动和“真金白银”证明自己的决心。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16日对本报记者说：要完成2020年的目标，中央财政要付出很大的财政支持。“财政支持总量会增加，有些领域的支持会扩大。中央财政的资金起到杠杆作用，带动私人资金支持可持续发展。”
而知情人士17日告诉本报记者，温家宝总理还将进行多场双边和多边领导人磋商，尤其是和非洲国家、小岛国的领导人会晤；但是否会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见面还未可知。
在过去9天的谈判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未在关键议题上取得实质进展。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16日说，在《公约》和《议定书》下展开的“形式上”的双轨制谈判，依旧“争论得非常激烈”。
这些关键议题包括，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绝对大幅减排承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转移，发展中国家自主的减缓行动是否要遵循国际“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监督等。
最后博弈的倒计时开始了，但愿景的结局都还在迷雾中——就犹如哥本哈根的天气。
中国行动
17日当晚，中国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苏伟可能又要继续熬通宵。谈判最后关头，睡个好觉的机会不属于主要国家的代表。
记者在会场看到，没等LCA会议结束，苏伟就匆匆离开。知情人士17日凌晨对本报记者说，苏伟是去参加只包括大国在内的磋商，以决定18日领导人签署协议前，是否以16日新提出的一份所谓“共识较多”的精简版案文来取代工作组“主席案文”，并成为最终的“哥本哈根决定文本”。

苏伟17日则说，“我们非常理解主席国在追求尽快达成协议的焦急心情，但是不要沉浸在自己编织的谎言当中，请看看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已经采取的行动。”
虽然面临发达国家对中国减排目标的质疑，但是中国行动的目标已经板上钉钉。解振华在哥本哈根说：“中国的（碳强度）目标是不容谈判的。这是用自己的钱做自己的事。”
在11月26日公布碳强度降低目标后，中国政府并未回应目标将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以及如何具体分配指标。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中国区首席代表邹骥16日对本报说，帮助实现碳强度目标影响最大的是电力、煤炭、钢铁、交通、建筑、水泥和石化等行业。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的他，在哥本哈根为中国谈判代表团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邹骥团队12月初的独立研究说，如果碳强度降低40%，我国要付出每年300亿美元的增量成本，约占当年GDP的0.4%；但如果达到50%，成本会上升至800多亿美元。
而按行政区划或者行业都各有利弊，邹骥更偏向的是直接把目标下达给企业。比如直接将指标下达给实行能效控制的一千家企业。他认为，这1000家企业的排放就约占30%，如果是将3000家纳入，就可能是70%-80%。“我们希望指标的分配直接和董事长相联系，而不是分到省长头上。这样做有利于国内碳市场的发展，因为省与省之间不会产生碳交易。”
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周大地17日对本报说：“要实现目标，关键还是在节能减排和调整能源结构两方面。”
博弈“三可”
在中国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苏伟几个通宵的工作中，“三可”是一个关键词，这也是当下美国代表与中国博弈的最核心议题。
此前，按照发展中国家在《公约》下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我国国家信息通报在1994年完成一期，今年第二期国家信息通报也正在进行中。
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政策与研究总监喻捷表示，国家信息通报与国际“三可”核查是不同的：国家信息通报并不具体到每一个行业和企业。“如果将‘三可’规则引入国内，就可以用国际规则来完成更科学完整的数据库，这对能力建设大有好处。”
解振华16日在与中国媒体的通气会上再次强调说，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支持前提下的国内减缓行动将接受国际“三可”；其他自主的减缓行动概不接受国际“三可”，也不接受变相“三可”（比如“同行评议”）。
一位国际NGO人士对本报分析认为，中国代表团不接受对自主行动的国际“三可”或变相“三可”核查的原因，可能是关系到主权问题——担心一旦放开，发达国家会找出无穷尽的理由来横加批评和追究。

解振华表示，中国的减缓目标在国内是有法律约束力的，中国将通过国家信息通报等方式，保证公开透明；也可以在国内采用国际对“三可”的要求。
目前国际认可的碳排放信息数据库有国际能源署（IEA），美国能源情报署（EIA）等。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评论说，中国计算二氧化碳排放是根据能源消耗换算成标准煤，是一种间接计算，所以并不与国际规则等同。“事实上，每年发改委都要到地方检查国家通报数据来源是否准确可靠。”
而根据17日的最新LCA主席案文，对发展中国家“三可”“记录在案”（in a registry）的要求被加了括号，表示未定且需要送至部长级磋商或最高级磋商中进行。
技术转移“僵局”
如果说“三可”代表了本次谈判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责任”，那么按“责任义务对等”原则，发达国家是否履行了之前的一系列承诺义务，也是目前谈判的博弈焦点。
其中，技术转移和国际合作就是这方面谈判的缩影。
“62项技术必须到位，其中43项中国没有知识产权。”邹骥对记者说，“所以国际合作是必须的。”
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乔纳森甚至直接找到WWF全球气候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开口问“你们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技术”。杨富强对本报说：“但是他跟你谈中美公报里的技术合作，这就不是技术转让了，是想引你走出《公约》体制之外。”
在发达国家看来，技术转移的核心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虽然喻捷倒认为不必过于追求通过技术转移拥有专利。“美国通用电气GE与哈尔滨电气合作开发超超临界技术，其中有90%的技术都国产化了，而核心技术肯定不会和你共享。”
而发展中国家的回应是，发达国家要给予转让的资金支持，毕竟，技术转移费用不菲。
解振华16日就表示，“我们支持知识产权的保护，发达国家应该拿出资金，应该有自己转让的窗口，只要有了钱，保护知识产权就可以保证。”这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呼声。
而目前技术转让的支持资金谈判，已转移至资金谈判下进行，纳入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支持总量中。
同时，美国提出可以帮助发达国家建立咨询服务中心，只进行教育和培训；但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要切实提供气候友好的技术。
截至发稿时，谈判桌尚未有技术转移的利好消息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