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面临流行病肆虐的巨大恐慌时,一个并非生物医药巨头的小企业露出锋芒。这个年净利润不过1亿人民币,却填补了中国甲肝灭活疫苗、SARS疫苗、人用禽流感疫苗等多项国内和世界空白的企业,在生物制药领域,撑起了中国高科(600730,股吧)技创新的脊梁。

　　值得关注的是,它是国内生物制药产业中为数不多的具备从研发到生产、销售,并打通资本市场的企业之一,而资本与科技的良性互动支持它放开手脚攻关最新疫苗。

　　不过,对于资本市场,这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CEO最大的心愿是:让中国A股市场的投资者有机会分享公司发展的成果。

　　“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疫情还得靠疫苗。”眼下,面临甲型H1N1流感病毒造成的全球恐慌,尹卫东却出人意料地胸有成竹,“研发人用禽流感疫苗时建立的研发和生产平台使得我们在拿到变异后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毒株之后,可以以最快的速度生产出疫苗。”

　　7年前的中关村,基本上没几个人知道“北京科兴”。但是从研制我国第一支甲肝灭活疫苗开始,到第一支甲乙肝联合疫苗,再到全球第一支SARS灭活疫苗以及与全球同步的大流行流感疫苗,这家始终战斗在防疫第一线的疫苗企业,不仅在国内名声鹊起,更是令全球瞩目。

　　“我没有什么艰辛的创业路,我个人的主线是把疫苗的事做完。原来的理想是消灭甲肝,当时认为需要近三十年才有可能达到百万分之五以下发病率的水平,现在已经基本达到了,”尹卫东对他的创业路真诚而谦虚:“但新流行病接踵而至,不做人用禽流感疫苗不行,因为你有SARS先例,不做甲型H1N1流感疫苗也不行,因为你有禽流感先例。我算不上科学家,也不是企业家,我只是做我自己想做的认为正确的事情而已。”

　　中国人需要做自己的疫苗

　　1986年,还是流行病医生的尹卫东就一直致力于甲肝的防治研究。1988年上海甲肝大爆发,31万人患上甲肝,死亡47人。面对甲肝的大流行,国内医药企业拿不出自己的灭活疫苗。

　　1993年尹卫东与外资合作成立唐山怡安生物工程公司。但是做生物技术研发成本昂贵,而且研发周期长,需要不断注入研发资金,公司一度无法落实经费。

　　1995年前后,国外厂家的甲肝灭活疫苗高价进入中国市场。当时有人在学校一手拿着美国进口的甲肝灭活疫苗,另一手拿着国产甲肝减毒活疫苗,问家长要给孩子打哪种,几乎所有家长都选择了美国进口的甲肝疫苗。“这个场景深深刺痛了我。难道我国就没有能力为我们的孩子生产出与进口疫苗同样安全有效的疫苗吗？”尹卫东立志要研发中国人自己的甲肝灭活疫苗。

　　1996年,尹卫东开始了和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合作研制甲肝灭活疫苗的工作,并被纳入国家科委“九五”国家医药科技攻关计划。1999年12月甲肝灭活疫苗通过了科研成果鉴定并获得新药证书,填补了国内空白。

　　2001年,尹卫东与北大未名集团合作,带着项目和人马进京,于中关村科技园区内注册成立了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2002年7月,甲肝灭活疫苗成功上市,取名“孩尔来福”,使中国的甲肝灭活疫苗全部依赖进口的局面成为历史。现在孩尔来福已在全国30个省市建立稳固市场,并开始在全球多个国家注册,已开始实现出口。之后在短短4年,北京科兴又将我国首支自主研发的甲乙肝联合疫苗和唯一不含防腐剂的国产流感裂解疫苗推上产业化道路。

　　2003年,SARS爆发,在市场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尹卫东主动请缨,与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成研发疫苗的联合课题组。2004年12月,SARS灭活疫苗通过一期临床研究后,全部封存,北京科兴颗粒无收。实际上,新疫苗带来的直接损失并不大,损失最大的实际是甲乙肝联合疫苗和流感疫苗生产线停用造成的机会成本巨大。

　　2004年3月初,北京科兴联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式开始了人用禽流感疫苗的研发。和SARS疫苗一样,这也是一个风险很大的项目,但尹卫东认为,“没有疫苗,一旦禽流感大规模暴发,就会像SARS时期一样,所有国家都会对我们封闭大门,我们更不可能期待别国的疫苗支持。”。2005年底,当全球关注禽流感疫情,我国也出现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时,科兴宣布已研制成功人用禽流感疫苗,并完成了临床前全部研究工作。

　　对于为什么在疫苗研发上冲在国企前面的提问,尹卫东显得很激动,“我根本不想跟国企比,SARS来了,这是中国人的事,自己身上的病,我要把它治好,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要努力以最快速度做疫苗防治疾病流行,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情重要。”

　　就是这样一家注册资本一亿多的中小型企业,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高层却频频来访。考察人用禽流感疫苗研究与生产情况。温家宝总理曾在视察时评价他们,“总是战斗在防疫的第一线” 。

　　最快速生产甲型H1N1流感疫苗

　　面对甲型H1N1流感,尹卫东表现轻松得出人意料。“我们采用'原型疫苗’的工艺路线,不仅能制备人用禽流感疫苗,以应对由H5N1型流感病毒引起的流感大流行,同时也能针对当前新出现的甲型H1N1型流感病毒,迅速采用以该毒株为模型构建的生产用毒种进行疫苗生产。”他胸有成竹地说,经历了四年的研究,而且具备了生产设备、原材料、科研人员、检验人员,原来打下的基础刚好派上了用场。

　　“对于甲型H1N1流感,我们从2004年初就开始筹备。非专业人士觉得这与禽流感是两码事,其实有共通性。”尹卫东继续解释:禽流感还在威胁,而甲型H1N1流感又至。当时,我们在面对禽流感时,并不只针对人感染禽流感这种疾病。我们知道流感病毒的特性就是可能变异,病毒易在不同宿主间混合感染、变异,通过基因重组形成新病毒。H5N1病毒在禽间发病体现了两个特性:几乎100%的感染,100%的死亡,叫高致病性禽流感,但是对人感染率极低。不过,病死率却很高,全球就400多病例,中国占38例,其中25例死亡。为应付变异,我们从2004年初开始拿H5N1设计疫苗时,就确定一个技术路线,即假如有一天换了一个非H5N1病毒引发大流行,把新毒株填到我们的工艺路线里去,能迅速生产出疫苗。

　　“谁都没想到十几天前发生了甲型H1N1流感,这个全新的病毒极易在人之间感染,虽然病死率较低,但是危险性是存在的,我们担心它会变异,那定会对中国造成巨大威胁,”他说,“按照惯例,我们必须等待WHO分发流感疫苗用毒株,然后才能启动生产。”

　　尹卫东认为,做好了准备,没有人发病,这才是最高境界。毕竟流行病不是人为的,一旦发生的时候,只能去应对。为了应付新型流感所付出的代价要远远高于对疫苗研发的投入。相比起来,疫苗是最有效的。

　　研发是兴奋点

　　当然,在承担了重大的社会责任的同时,尹卫东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商业利益得到了实现。“解决了重大科技难题的同时,对公司营收也有贡献!去年甲肝一个品种的销售额是3.2亿,净利润超过一个亿。我们的投资人当然很高兴,创新也是为了价值”,他说。

　　尹卫东进一步说,“SARS来了,疾病在中国,频繁感染人,如果有能力把疫苗做出来,假如病毒再频繁感染人,那能有多大的市场？巨大!中国世界性的生物技术公司就在这个时候能诞生。有疾病,有需求,又有独特的技术和产品,我们肯定会盈利,所以一定要做研发,这是科学和资本结合的一个兴奋点。”

　　“虽然非典没有大规模肆虐,我们在商业上失败了,但是,我们的甲肝疫苗赚了钱,即使在SARS上投了几千万,投资人支持我,团队也支持我。面对禽流感,自然也照抓不误,仍然有商业机会。而且,为大流行流感准备的生产线可以生产季节性流感疫苗,这个市场也很大。谁能解决新问题,谁有新产品,谁就有竞争力,这个逻辑不会变,我们是疫苗公司,必须抓住这样的机会。”

　　尹卫东的底线是:万一抓不住,我们也有传统疫苗,包括甲肝、流感、流脑、狂犬等。有好的研发和生产平台,再做仿制疫苗时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北京科兴2003年9月以反向收购方式登陆OTCBB市场,尹卫东是上市平台——Sinovac Biotech Ltd（中维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CEO,该上市平台占有北京科兴公司71.56%的股权和唐山怡安生物工程公司100%的股权,北京科兴另外28.44%的股权属于北大未名集团。Sinovac后申请由OTCBB转到美国证券交易所挂牌（AMEX:SVA）,于2004年12月获得批准。

　　尹卫东对于他在美国上市有自己的看法:“为何去美国上市？美国信息最通畅,对技术前景判断最准确,在那个市场能生存的自然是最好的。我们甲肝疫苗一年净利润上亿,如果光卖甲肝疫苗,不需要上市融资。但我们需要更多投资者理解我们,一起为未来的疫苗市场而投入更多研发。资本市场是对未来投资的,而把握更新的技术为未来十年八年的疾病控制提供疫苗,与资本市场的逻辑是相通的。资本与技术共生,互相依赖。”

　　政府合作战略

　　尹卫东说,不久前,科技部部长万钢来视察过,他由此颇为感慨:没有国家支持,不可能有北京科兴的今天。1995年启动甲肝灭活疫苗研究时,得到了科技部、卫生部40万研究经费,对于研究来说弥足珍贵。尹卫东开玩笑说,“当然政府也不吃亏,我们去年一年纳税6000多万,政府这个投资投得多好啊。”

　　尹卫东还表示,这几年共得到5000多万的各种项目经费资助。“国家的支持不光是给钱,也是个政策导向,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跟我们是合作关系,他们知道流行病状况和疫苗需求,我们做好疫苗后融入到它的体系里去应用,这说明我们的疫苗研发战略是密切地融入到国家防疫体系中的。北京科兴的人用禽流感疫苗的研发也是融入到了国家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体系中。面对甲型H1N1流感,我们也要把疫苗研发融入到这个防控体系中去。”

　　此外,疫苗产业特性也需要政策扶持。尹卫东说,疫苗跟药的区别在于,有病求医吃药很容易做到,但是没病去打疫苗,多数人是回避心态,因此市场推广难度较大。所以需要政府出面支持,维护公共利益。比如政府采购、支持研发、拓展市场和规划性地接种疫苗的举措,越多越有利。

　　在尹卫东看来,北京科兴在中国防治大流行流感时的疫苗企业主体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回首过去,甲肝解决了,我们是主体,SARS过去了,我们是主角,禽流感还在,我们还是主角,对于甲型H1N1流感,我们目前是中国唯一一家获批准的疫苗企业。在应对流感大流行上,北京科兴已经是主体了”,他说,“因为我们的企业发展战略与国家需求是一致的,国家有需求,企业能顶上去,自然而然你就是主体了。”

　　目前,在北京科兴的产品线中,甲肝还是占销售收入的80%多,甲肝灭活疫苗高增长高盈利,占比重很大,甲乙肝灭活疫苗是高端产品,虽利润率高但是受众小。流感疫苗稳步增长,目前市场刚刚启动。

　　尹卫东表示,目前公司产品主要在私人市场,通过卖给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方式来推广,只有CDC最了解传染病,能有组织有目的地接种,这个战略没变,并且已经赢得了更多的CDC的认同。密切与CDC合作成为其市场营销的主策略。不过,目前也正向政府采购市场迈进,目前已进入北京、天津政府采购市场。“随着8500亿医改资金的投入,必然会加大对疫苗购买,公司也在努力从专注私人市场到往政府采购市场转型过程中。”

　　“必须改变市场格局。目前将近80%的疫苗生产在欧美国家,一定要把中国疫苗产业按照中国疾病流行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培植成满足这个人群需要的产品和产业。中国13亿人口,一年1600万新生儿,中国孩子一年疫苗投资人均不到20美元,美国目前已经达到1000多美元,我们的市场空间巨大。”他说。

　　并购整合欲望强烈

　　“并购整合欲望很强烈。”尹卫东表示,随着疫苗市场的扩容,疫苗需求量增大,北京科兴现有产能可能难以满足需求。希望能够跟更多投资人合作,希望跟国内甚至国际的战略投资者合作,以更好地整合资源。至于模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并购整合范围还是趋于保守。

　　确定企业发展战略以后,资本市场永远只是外环境而已。“下雨打伞,下雪穿羽绒服,现在是什么天做什么准备,关键在于自身,有什么本事？能做什么？然后才能向人要钱。”

　　让尹卫东不太满意的是,由于金融危机,当前股票价格只有两块多美元,十三倍左右市盈率,在他看来,资本市场危机与否与企业基本面不直接相关,公司价值被低估了非常多,按照公司的市场总量、技术水平、未来增长潜力,市盈率达到三、四十倍是不算多的。

　　在自信的尹卫东看来,他一直有兴趣进入的国内A股市场的投资者也应该欢迎北京科兴,“尽管不容易,但是我很愿意找A股公司合作。中国A股值得关注,与美国股市比,中国市场还是新兴市场,不过,我相信中国资本市场很有前景”。

　　令尹卫东骄傲的疫苗

　　●甲型肝炎灭活疫苗——孩尔来福:中国第一支甲肝灭活疫苗,获得国家二类新药证书,填补了国内空白,年生产能力超过1000万支

　　●大流行流感疫苗——盼尔来福:2008年4月2日获得生产批件。具备年产2000万支大流行流感疫苗的生产能力

　　●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安尔来福:唯一不含防腐剂的国产流感裂解疫苗,年产能扩至500万支。

　　●甲、乙型肝炎联合疫苗-倍尔来福:国内第一支,全球第二支甲乙肝联合疫苗。

　　●SARS疫苗:Ⅰ期人体临床研究初步证实安全性和有效性,成为全球第一个完成I期临床研究的SARS疫苗产品

　　●人用禽流感疫苗: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08年4月获得批准证书,是奥运储备、国家储备。

　　创业家

　　对于选择创业的人来说,创业等于放弃了依靠。很可能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会是甜蜜时的酸涩,坚持时下唇被咬出的血痕,无助绝望时的泪水。他可能会有伙伴,但也可能会遇到背叛;他可能会遇到良机,也可能只是幻象;他可能会成功,也会随即遇到更大的失败;他可能会失败,也可能会就此发现成功的通途。无论如何,他选择了创业,就需要选择忍受和坚持,支撑他的只有自己的信念,和发现与抓住机会的能力。不以成败论英雄,只因为他的努力,给更多人更多的勇气与执着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