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举行的2009年中国城市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发布了《城市蓝皮书》，对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发展做出了评估，报告称：“城镇化继续快速推进。至2008年底，中国城镇人口突破6亿，城镇化率达到45.7%。”

过去30年，尤其是1996到2003这8年中，中国的城市化速度的确异常迅猛，城市化率从18%提高到近一半。然而报告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从2004年起，城市化速度已明显放慢，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以平均每年10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更重要的是，此前以青壮年主动进城打工为主的城市化模式正在改变，城市化率提高的动力逐渐转变为农村老人的故去，和农村核心家庭的迁离而被动跟随进城。这两种城市化的性质截然不同，这一转变将带来的经济后果还有待探讨。

第一阶段城市化的主要特征是，城市从农村吸走大批16到45岁的青壮年，且年纪越轻吸走的比例越高；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由于户籍制度、学籍限制和其他城乡障碍，进城者多数将孩子留在农村，结果是，一方面城市获得大量青壮劳动力，尽享人口红利，而同时农村却逐渐成为老幼病弱者的留守之地；到2000年，城市20到49岁人口的比例为55%，已经比农村高出8个百分点，5年之后，这一差距继续拉大到52%比42%，目前，农村每3个人中，大约有1个小孩、1个老人和1个青壮年；单以青壮年论，城市化率在2005年便已超过50%，目前应不低于55%。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有能力且有意愿进城打工的青壮年越来越少。同时，1990年代城市化高峰期中进城的那些人，他们的孩子正开始离开学校；第一代移民当初是因为城里有机会才离开农村，第二代则不同，由于他们所在的核心家庭已不在农村，他们进入就业年龄后，很少会选择留在农村与老人为伴；这样，即使在城市看不到就业机会，他们也会进城；同时，当初留下的老人们或终老于乡村，或者为帮助子女料理家务和抚养孙辈而迁居城市；上述两种被动进城将构成第二阶段城市化的主要部分，目前这一转折看来已经开始。

第二阶段城市化并不与工业化相同步，极端地说，它是为进城而进城，这对于城市的繁荣和稳定将是很大的挑战；缺乏相对应的工业化水平而超前发展的城市化，曾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烦恼，这已经成为许多经济转型失败国家的标志性特征，从非洲、南亚到拉美，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墨西哥城聚集了全国近1/3的人口，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聚集了1/5，从孟买、达卡、雅加达，到开罗、拉各斯，许多不发达地区都在短短几十年里冒出了一个个人口过千万的超级大城市。

仔细观察那些脱离工业化进度而超速膨胀的城市，可以发现它们背后的一个共同点：农民缺乏权利，他们对其农村土地的使用权的行使是有限的，在城市又缺乏自由经营和组织自治社区的权利，户籍制度是个很大的障碍。城市化必定伴随着农业的规模化和商品化改造，在发达国家，工业化给城市带来机会的同时，农业的现代化改造也给农村带来了大量投资机会；然而这样的改造需要巨大的投入，如果人们对前景缺乏信心，那么没人愿意做这样的投入；并且，农村向现代商品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也依赖于社区自我组织的能力，否则大量新出现的公共事务将得不到有效处理；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农民的选择便是涌入城市。

更重要的是，国内不同地区发展越是不均衡，一些地区经济运行和投资机会越是受管制的国家，农民越倾向于涌入个别发达的中心城市。因为唯有基础设施发达的地区和城市，投资机会越多，谋生机会也就相对较多。这就令发展中国家出现大批大都市，第二波城市化将带来的问题，不可小视。本质上，切实保护农民对土地的权利、自由迁居和经营的权利、自我组织和管理的权利，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城市的不良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