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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限薪:没有国际惯例,只有国内政治

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宣布一项限薪令,接受政府注资的银行和其他企业高管,年薪上限定为50万美元。一个在中国经常被援引的所谓“国际惯例”,即高管高薪的“市场法则”,随之轰然倒下。
  高薪挖角,能人拯救正在衰败的企业并创造惊天财富神话,这种现代企业英雄史诗,往往使公众对能人产生崇拜和亏欠心理,从而奠定高管高薪的心理学、文化学基础。在中国,人们用“市场法则”说服公众接受高管高薪的现实。对于刚步入市场社会的中国来说,人们对市场有着高度信任,而当“市场”出来说话时,人们就心悦诚服了。
    国内国企的老总们,就是随着此类逻辑向社会公众的覆盖,不知自何时拿起了高薪,而且越拿越高,年薪从开始的几十万元变成现在的天文数字。据他们自己解释,他们是办企业的能人,在市场上完全应该卖出超高价。换个说法,就是高管高薪属“国际惯例”。
  世界上当然有公司高管年薪过亿美元的,但这也不过是通过市场配置,高管、高薪被“配置”在一起了。由于高管“创造”了财富,当他们拿高薪时,人们无法反对。所谓市场,既是一种资源配置的现实,也是一种力量对比的现实。但不满这种现实的心理的、社会的力量正在兴起,比如股神巴菲特认为高管高薪未必合理,很多高管的高薪是高管们利用手中权力“恶意设计”出来的。
  奥巴马的限薪令,揭示了形成社会薪酬的另一种机制,即政治机制。自市场社会形成以来,决定企业薪酬的主要还是市场过程,因为资本稀缺,所以投资者要求高回报;因为管理能力稀缺,所以高管高薪;因为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者要么低工资,要么没饭碗。但随着劳工运动发展,劳动者与资本博弈的力量对比变了,劳动力价格越来越高。所谓薪酬,越来越不是劳资双方“自由交易”的结果,而是越来越政治化。 …… [阅读全文]

海外中国企业头上的四把刀

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扩张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大事之一。部分原因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扩张速度与过去相比可谓是突飞猛进,海外观察家甚至将其称为中国海外企业的大跃进。
  但国内的这方面数据非常不完整,不及时。10年前我曾经做过一个项目,研究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研究发现,中国官方所公布的企业海外投资方面的数据和实际差距太大。10年过去了,这方面统计的准确性并没有多少改变。
  事实上,我得到的数据还是比较官方的(商务部数据)。根据中国官方统计,到2007年为止,中国企业海外投资(FDI,不含金融资产)仅200亿美元,而且还是多年累计的存量。这个数字和我在海外观察的情况差距实在太大。
  比如,中国在非洲有多项大手笔投资,诸如东南亚、缅甸、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地,中国对当地的港口、道路和桥梁方面的投资也有不少。我咨询过当地的官员和学者,每一笔投资都是几亿甚至十几亿美元的项目。如果再将中国从印度洋港口(比如缅甸)的跨国输油管道投资计算在内,每一项都能达到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这表明,来自国内权威部门的所谓200亿美元的数据非常不完备。有很多地方,尤其是沿海地带,除非是大型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才会上报,而中小企业的海外投资很多是不上报的。
  在海外投资“大跃进”背景之下,中国企业呈现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特点。随着近年来沿海地区生产成本的显著提高,中国企业到海外发展的趋势呈越来越明显的态势。这是推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的第一个动力。 …… [阅读全文]

平民上升的渠道不应被阻塞

现年24岁的湖南浏阳沙市镇青年罗炼,2003年起南下广东打工,先后辗转深圳、珠海、中山、佛山,做过保安、油漆工,跑过太阳能和房地产生意。今年9月14日中秋节,正在佛山市南海区一家具厂做学徒的他留下一纸手写字条后,悄然出走,至今不知所终。 他在字条里写道:“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 ——《越有梦越痛苦的中国农村青年》
  我在看到评论者转述的上述字条的内容时,第一个感觉是,能写出这么好文字的人,居然一直靠打粗工谋生,而且大有活不下去的意思。说实在的,这样的文字,即使在重点大学的文科学生中,也很少见。但据报道,罗炼2002年高三未参加高考,辍学读职中。工友说:“他的书我们看不懂,都是之乎者也。”罗炼的二姐介绍说,罗炼“心很高”,去年跑地产时甚至还写过一份计划,想象着几年后自己开几家分店,甚至未来自己的公司怎样上市,“很理想化的一个人,但真正做起来很难”。他似乎生活在一个不属于他的圈子或阶层之中。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一个有才华的人身居下僚,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可怕的是,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挣扎,都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最终绝望。一两个人也许只是个案,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如果这样的人多了起来,形成一种格局,在社会上层的人 ……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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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亿投资”应引入公众监督

     在国新办2月19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回答有关“四万亿投资”的记者提问时表示,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有重大的违法违规或者重大损失浪费的问题。(2月19日《北京晚报》)
  审计署“暂未发现有重大的违法违规或者重大损失浪费的问题”,本来应该只是一种事实陈述,不带任何价值判断,却引发了一些质疑之声。这倒不是说人们在指责审计署工作不力或者有意撒谎,而是说审计署公布的这一暂时性结论,不符合人们建立在生活经验基础上的心理预设:如此庞大的资金使用,不可能没有觊觎之人,也不可能不出现违法违规或者损失浪费。
  我想,这样的心理预设应该是有经验依据的,汶川地震捐款和北京奥运会资金尚且存在各种腐败问题,遑论庞大的四万亿政府投资?问题也许不在于有或者没有,而在于大还是小、多还是少,更重要的是:我们何时才能发现?我们当然不想看见未来审计报告中可能出现的令人痛心的审计数字;但与此相比,我们更不愿看见的是,直到公布审计报告之时,才能无奈而且无用地痛恨于被揭露出来的腐败冰山一角。
  随着公民意识的增强,公众不仅乐于见到“审计风暴”,更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强烈的亲身参与审计监督的意愿。作为纳税人,人们非常迫切地想知道自己交的钱是怎样被花掉的,以及是否花得有价值有效率。如果我们长期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份作为最终结果的审计公告,而不能从一开始就亲身参与到对财政经费的使用监督之中,那么“审计风暴”的威力不仅会越来越小,“谁来审计审计机关”的质疑也会越来越多,特别是在诸如“审计局长公款按摩”等负面新闻的不断刺激之下。 …… [阅读全文]

中国经济:危险在危机后

     应对金融危机,道理其实很简单,简单到只需借鉴托·约·邓宁格的一句名言:“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资本“扑食”不到足够的利润,就会冬眠;反之,投资就会闻着味儿蜂拥而出,如此一来,还会有衰退吗?还会有萧条吗?
  因此,救危机其实是救利润,救社会的利润预期。
  应对金融危机,处理确实很复杂,复杂到必须遵循约·维·斯大林的一句名言:“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不同国家或地区,因为发展阶段、背景和环境的不同,经济结构、特征和细节的不同,面对同一危机,应对之策都有可能截然不同,美国和中国不会一样,上海和北京不会一样,甚至北京的东城区和西城区,也会不一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只是经文各不同,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苦衷。
  因此,救危机不能脱离国情,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应对金融危机,难在立足国情、着眼未来。资本危机,应对之策纵有千万,靶心其实只有一个:预期利润。
  不明白这一点,政策措施就会放霰弹,虽能命中目标,却不能命中要害,该着力的地方力不够,不该着力的地方乱用力,事倍功半而迁延时日。
  明白了这一点,应对之策俯拾皆是。问题只在于:如何立足国情,着眼未来。
  ★立足国情,要深刻把握本国经济深层次矛盾。 ……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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